中国媒体快报:监控扩张、打压应用程式、关闭孔子学院(Issue 128, Simplified Chinese)

不可不知的中国媒体自由变动状况

Photo of the Month: 

不幽默的审查员

这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传播的众多图片之一,表达了他们对搞笑应用程序“内涵段子”在4月10日被监管部门查封的哀悼。该应用程序曾经吸引了高达2亿用户。狂热的粉丝们组成一个地下社区,拥有共同的“梗”、汽车喇叭鸣笛和标志性的似笑非笑的卡通车贴。网上还涌现了其他各种对这个应用程序的悼念活动——包括一个葬礼的动画视频,当然最后都被审查人员删除了。图片来源:Inkstone News/Weibo.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 “中华人民监控国”,扩张不停步

新闻报道

本期良心犯:江天勇

未来看点

行动起来!


本期分析:“中人民控国”,扩张不停步

最近的一些动向凸显了这一现象的直接和长期影响。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中国的威权政府正在采取步骤扩大对国内的民众和各种通讯渠道监控,而且各种监控机构的触手正慢慢伸向中国境外。过去一个月出现的种种迹象和对维权人士的抓捕,让我们对这个监控计划以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代表的意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新疆——控手段孵化器

一些观察者表示,新疆西部地区是中国政府扩张监控计划的“原爆点”。视频摄像头、检查站和线人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对绝大多数居民进行严密跟踪,尤其针对维吾尔或哈萨克居民。这个系统一直在采用各种新技术进行更新。乌鲁木齐的一些宾馆现在已经采用人脸识别软件来核查访客的身份证。等到6月乌鲁木齐的新地铁开通的时候,没有身份证将无法购票。

去年7月,新疆当局要求居民在他们的手机上安装一种特别的应用程序——“净网”——用来扫描设备中被认为“危险”或过于宗教性的照片和视频文件,并将向有关当局报告。“开放技术基金会”(Open Technology Fund)4月9日发表一份有关这个应用程序的技术审计报告,证实了这个应用的侵入能力。他们发现“所有安装了这个应用的用户,他们设备上存储的所有文件都会被送往一个不知名的监控单位”。这份分析报告还指出,用于将数据发送给远程政府服务器的通道非常不安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拦截和操纵。

监控活动不仅在新疆地区非常活跃,同时也在向全国各地扩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社交媒体的监控和正在崭露头角的社会信用系统。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其投资人包括中国的技术巨头阿里巴巴——在上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家成立于香港的公司专门从事人脸识别工作,并且有各种不同的商业用户使用它的产品进行支付或应用程序登录。但是根据“石英石”网站(Quartz)报道,这家公司的客户还包括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广东云南等地的公安局,以及内蒙古地区的至少一座监狱。《华盛顿邮报》报道,4月7日在江西南昌,有关部门使用这一技术在一场音乐会上抓获了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而当时的听众多达6万人。

社交媒体渗透

在社交媒体方面,早就有证据说明,一旦开始有关调查,警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QQ或微信等热门社交媒体的用户通讯和私人资料信息。为了落实去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一项新提出的警方实施方案可能将获取用户资料的活动扩大到刑事犯罪领域之外。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被要求清理他们的网络和社区里的“有害”信息。最近几周出现的大量新案件都有此情形,用户因看上去是与朋友之间的私人通讯往来而遭到警方的处罚或审问。

4月3日,被拘押的维权人士黄琦对QQ和微信的母公司腾讯提起诉讼,称腾讯公司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资料和私人通讯记录,而当时警方正在试图针对他与一个人权新闻网站相关的工作起诉他。“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在第二天(4月4日)报告指出,自2月以来,政治自由派“玫瑰团队”的大量成员受到警方的质询和威胁,当局试图迫使他们停止网上讨论。从4月11日开始,一个微信群的至少8名成员因试图组织支持良心犯家庭的行动而遭到拘押。《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公布了一份日期为4月10日的被泄露的浙江杭州网警指令,表明了这些社交应用程序已经被监控机关彻底渗透了。指令要求对在一名在微信群里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用户进行调查,而这个微信群仅有8名成员。这份指令确定了该用户的真实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尽管他在发表这篇“犯上”的帖子时用的是化名。

影响

被中国监控网络捕获的个人会面临任意拘押、法庭严判和其他负面后果,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影响并非只局限于中国国内。

首先,越来越多在中国运营或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外国公司面临参与政治抓捕和侵犯用户隐私的指控。今年2月,提供笔记应用软件的美国公司“印象笔记”(Evernote)宣布,为了遵守《网络安全法》有关数据存储地的规定,它的中国用户的资料将在2018年年中被转移至腾讯云(Tencent Cloud)。爱彼迎(Airbnb)最近提醒它的客户,自3月30日起,“爱彼迎中国公司可能在没有进一步通知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部门披露你的信息。”除了阿里巴巴,美国芯片生产商高通公司(Qualcomm)也是“商汤科技”的最大投资人之一。

其次,这些监控的策略和技术正在进行远程部署,用以针对散居海外的华人、藏人和维吾尔人,并将中共的打压范围延伸到中国以外地区。

第三,其他非民主国家政府显然在分享中国的监控手段创新。4月13日,路透社报道,依图公司(Yitu)——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和“商汤科技”的竞争对手——最近在新加坡开设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处,并且正在打算参加新加坡政府一个监控项目的竞标,这个项目将包括在公共区域部署使用人脸识别软件。上周,日经新闻报道,依图公司已经向马来西亚“执法部门提供了具备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可穿戴摄像头”。在“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全球评估中,这两个国家都被列为只是“部分自由”,它们的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打压政治反对派和和平抗议者。

国内外关注与日俱增

尽管中国政府对各种监控措施相对保密,但是随着民众对个人隐私权的认知度和敏感度的提高,当局日益强大的监控能力并非无人关注。在湖北武汉,艺术家邓玉峰用346,000人的个人信息创作了一个艺术装置,来提高人们对个人资料不安全性的认识,而他从网上购买这些资料只花费了5000元人民币(约合800美元)。四月初,展览刚刚只进行了两天就被当局关闭,据报道当局正在调查邓玉芬如何获取这些数据,不过有关这次展览的新闻已经通过短信和媒体报道得以传播,其中包括官方报纸《法制日报》。更广泛而言,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有76.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威胁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威胁。

在国际上,遭受监控的风险已经伤害了中国科技公司拓展新市场的努力。上个月,澳大利亚国防部指示,出于安全考量,军方人员不得在手机上使用微信。在英国,《金融时报》4月16日报道,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主任已经致信英国各电信公司,警告他们不要使用来自中国供应商“中兴通讯”的产品,因为这将“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最近,美国已经采取行动查禁来自“中兴通讯”和另外一家主要制造商“华为”的电信设备。

尽管如此,只要与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中华监控国”保持合作,这些公司还将继续发展。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监管能力的贪婪追求,以及不断地向这些公司提供改进算法所需的数据,这些公司的产品将更加有效,也更加吸引其他独裁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和外国人都应该加强他们对数字安全的理解,并警惕暴露在北京目不转睛和越发咄咄逼人的注视之下所带来的风险。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本文已于2018年4月27日发表于《风传媒》


热门新闻应用程序、幽默和视频平台成为新的打压目标

中国新闻审查部门强制暂停了若干热门新闻和视频平台,并且彻底查封了一个在全国拥有无数忠实拥护者的幽默搞笑应用程序,结果引发了粉丝们发起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各种“悼念”。

4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SAPPRFT)宣布了对新闻聚合类应用“今日头条”和视频直播应用“快手”采取“整改措施”的决定,包括在整改期间冻结视频上传服务。在决定公布之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在4月1日点名批评“快手”和若干其他视频平台允许少女妈妈们直播她们从怀孕到当妈妈的日常生活。但是,很多抗议者和罢工工人也经常使用“快手”,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快手“可以说是记录去年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快手正在试图在现有的2000名用户内容监督员之外再招聘3000名内部审查员

4月9日,今日头条和其他三个新闻应用程序——网易新闻、天天新闻和凤凰新闻——在中国各种安卓应用商店暂停销售。估计拥有1.2亿用户的今日头条是四个应用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它被停售三周。此次打压似乎是为了惩处“不当”视频内容。4月11日,今日头条母公司“字节跳动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就允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称”的内容上线和“没有贯彻正确的舆论导向”发表了道歉声明。

同属“字节跳动”旗下的幽默搞笑应用程序“内涵段子”在4月10日被强制关闭。这家公司在微信上宣布,“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将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我们将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这个应用相互称“段友”的粉丝们,在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制作了“内涵段子”的“遗像”表达他们的悲伤,并且用尖酸刻薄的言语讽刺政府审查人员。一位微博用户写道,“我的心里有座坟,装着SART所有人。”SART是指机构重组之后监管部门的即将启用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还出现了很多视频,有的是“段友”们在路上用他们标志性的鸣笛声相互问候,有的是用上下句“对暗号”。不过记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些鸣笛和抗议的视频可能是“内涵段子”被关停前后的视频剪辑。尽管如此,这些视频的流传本身就说明了用户对这个幽默搞笑平台的支持。

2012年上线的“内涵段子”开始只发布GIF动画、文字笑话和网络“梗”。随着视频直播在中国互联网日益风靡,“内涵段子”的视频直播也最终成为了它的主流内容。而它的用户主要是30岁左右的男性工薪阶层。这个类似于“红迪网”(Reddit)的平台宣称一度拥有2亿用户,而一些新闻媒体在它“阵亡”前认为它只有400万用户。记者和维权人士迈克尔·安替(Michael Anti)对《南华早报》说,他“很震惊地发现这样一个庞大的(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存在了这么多年而没有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正是这种社区共享的意识——基于远离官方宣传信息的内容——可能決定了这个应用程序的命运。


最新审查内容:金正恩、《圣经》、#MeToo、微博封杀同性恋话题、对Instagram的研究

  • 金正恩的绰号遭屏蔽:北韩独裁者金正恩在三月底对北京的访问直到他离开之后才公之于众。同时,金正恩各种各样的绰号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搜索结果中被屏蔽,其中包括“金三胖”(这个头衔是在他的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时发明的)、“金猪”和“肥胖症患者”等等。甚至一些隐晦的提法,比如“他来了”,和社交媒体上有关“隔壁邻居”和“来自东北的访客”等等,都遭到屏蔽。
  • 《圣经》被电商平台移除:中央政府已经禁止电商网站销售《圣经》。自4月5日起,在主要的零售平台上——包括淘宝和亚马逊(中国)——搜索《圣经》结果都是“您搜索的内容不存在”。商业性销售《圣经》(在中国)一直就是不合法的,但是此前的网络零售商一直利用了法律上的漏洞销售。这则禁令凸显了近年来不断加强的宗教控制和网络言论审查之间的关联
  •  #MeToo藐视言论审查:一起发生在1998年的学生遭强奸而自杀的案件成为了最近中国#MeToo运动最有力的声音,并在这名学生逝世20周年之际突破了言论审查的封锁。据报道,高岩在被迫与她的北京大学教授发生性关系之后不久自杀身亡,经过她朋友们的努力,她的故事在网上疯传,被分享达数百万次。北京大学和其他有关大学已经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性骚扰并起草新的制度规定。​
  • 微博撤销对同性恋内容的禁令:4月13日,微博宣布了一个针对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为期三个月的“清理”行动,其中包括“有关同性恋话题的动漫、文字截图、和小视频。”互联网用户对此作出了愤怒回应,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自己的名字上标注了#iamgay(我是同性恋),而随后这个主题标签也被屏蔽了。在运动开始仅仅三天之后,微博撤销了它的禁令,热门账号“@同志之声”在自我宣告“阵亡”之后48小时也恢复了发帖。在出现这个反转之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重申了避免性取向歧视的重要性。这一结果被广泛认为是LGBT(同性、双性和跨性别)社区以及中国所有网络用户取得的一场罕见胜利。​
  • 突发性审查封锁会激发“翻墙”动机和提高认知度:根据威廉·霍布斯(William Hobbs)和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4月2日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篇最新文章,当一个网站或应用程序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屏蔽,网络用户就会产生规避审查的动机。根据2014年9月对中国Instagram用户的一项研究,当香港“雨伞运动”期间这个应用程序被屏蔽时,作者们发现,用户为了登录这个平台开始学着规避审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发现了其他被屏蔽的内容。这两位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通道效应”(gateway effect)。霍布斯和罗伯茨得出的结论是,突发性审查封锁“会让那些先前政治冷感的民众政治化,并积累起(审查方)时常试图打压的集体行动潜力”。

最新报告探寻电视认罪背后的滥权行为

4月11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深入审视了2013年以来出现的一个趋势——良心犯和其他的政府迫害行为受害者的电视认罪。这份题为《先编排后登台:中国强制性电视认罪的幕后故事》(Scripted and Staged: Behind the scenes of China’s forced TV confessions)的报告,详细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有记录的45起电视认罪,其中有60%的认罪人是新闻记者、博客作者、出版商、律师或维权人士。这份案例研究揭示了各部门是如何通过精心编排的音像录制、欺诈和施加压力胁迫被拘押者、各种新闻媒体——尤其是官媒中央电视台——在制作、编辑和播出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最终获得当局满意的“认罪”。

每一次电视认罪都需要经过精心打扮、仔细准备、多机位拍摄、严格的编排,有时还需要大量的编辑。这份报告强调了一个从2015年开始的在认罪展示方面的变化。从认罪人主要身穿囚服和在类似监狱的地点进行,转变为一般的服装和地点,这或许是为了软化国外观众对认罪视频的观感。很多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被要求一字不差地读出警方提供的材料,并且一再重复直到获得满意的录制效果。

这份报告显示,当局使用剥夺睡眠、酷刑、药物和其他身体强制手段来逼迫被拘押者合作,如果他们拒绝服从甚至会威胁他们的家人。两位研究者还描述了警方或电视工作人员一再使用欺诈手段。在很多案例中,当局告诉被拘押者录制的视频不会在电视台播出,而是为了提供给法官、“上级领导”或公安局。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当局使用业余的照相机或摄像机,使得被拘押者认为如果这些认罪视频会在电视台播出,有关方面应该会有专业人员在场。

在很多案例中,确实有专业人员在场。这份报告提供了大量例证说明,中央电视台在知情的情况下和当局串通进行强制认罪视频的录制、编辑和播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录制人员经常在场,但是由警方进行提问或是由警方规定记者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在一个案例中,律师王宇被直接带到央视演播室进行录制,但由于她拒绝配合而被送回拘留所。除了现场录制,央视还积极参与“制作一个综合性新闻报道,配有图表和警方与评论员的访谈,将嫌疑人描绘成罪犯”。尽管央视是与录制和播出强制认罪关系最为密切的媒体,但是若干香港不同媒体也参与其中,包括凤凰电视台、《东方日报》和《南华早报》。

报告在结论部分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建议外国政府考虑对央视行政人员实施制裁,就像伊朗电视台官员因播出被关押的活动人士的强制认罪之后收到欧盟的制裁一样。


香港:公众调查显示新闻自由创新低

一年一度的《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香港居民感觉媒体自由受到了比5年前更大的威胁。这份由香港记者协会4月11日出版的报告发现,对这个地区新闻自由的总体公众感受下降到了百分评估中的47.1分,创下2013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得分。另外一个基于新闻记者观点的评分略微上升至40.3分,因为针对记者的人身暴力和威胁在去年有所减少,但是他们反映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超过93%的受访记者称,在过去一年里有三个事件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打击:《南华早报》的一篇有关习近平的专栏文章被撤稿;香港无线电视台播出习近平讲话取代了香港公共广播电台的常规节目;去年8月遭受台风“天鸽”袭击之后,邻近的澳门拒绝香港记者前往报道灾情。《南华早报》那篇专栏文章的作者是资深财经评论员任美贞(Shirley Yam),文章认为一名香港投资人通过与习近平一名顾问的关系获取利益。任美贞是组织进行此次调查的新闻自由附属委员会的召集人,她在文章被撤稿之后离开了《南华早报》。这只不过是记者们反映出来的一种趋势中的一个事例而已。在这股趋势中,编辑们越来越常删除文章、省略新闻报道或是因担心冒犯中央政府而扼杀报道创意。

任美贞对记者们说,这个调查研究如果是在最近针对戴耀廷声讨浪潮之后进行,结果可能会更加糟糕。戴耀廷是一名法律教授和2014年“占中运动”的领导人,他最近在台湾的一个学术讨论中提到——如果中共在将来不再掌控中国——香港独立的假设可能性。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否认她对戴耀廷的言论插手干涉


中国之外:布克文学奖、英国皇家宫廷剧院、德州孔子学院、联合国人权决议

  • 台湾作家的国籍让布克文学奖左右为难:声誉卓著的布克文学奖的组织者最初公布获奖翻译小说提名名单时,他们将吴明益的国籍列为台湾。《单车失窃记》的这位作者本来对此感到很高兴,然而后来文学奖基金会收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投诉,将他列出的国籍改为“中国台湾”。吴明益和他的支持者们都对此表示异议,布克文学奖的脸书主页受到一星评论的轰炸。最后,这个基金会将吴明益的原籍恢复为“台湾”,但同时也将所有作者的国别标题改为“国家/地区”作为一种妥协,既让吴明益和他的支持者满意,同时也安抚了北京。
  • 英国剧院掩盖停演西藏剧目的原因: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称,由于“资金原因”停演西藏剧目《帕拉》(Pah-La)。但是根据《卫报》4月4日的一篇报道,《信息自由法》的一项要求显示,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建议剧院放弃这一剧目,因为这部剧目的上演恰逢2017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一些“重要政治会谈”,并危及英国两家机构与中国作家合作的一个联合项目。皇家宫廷剧院已经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计划在2019年上演这部剧目。在《帕拉》这部剧目中,印度剧作家阿布舍克·马宗达(Abhishek Majumdar)糅合了达拉萨拉的藏人对他讲述的个人故事。北京方面扼杀它认为“不合适”的舞台剧作并不少见,正如围绕“神韵”——一台在纽约上演并在世界各地巡演的中国古典舞蹈表演——的几十起施压事例所显示的,那些与迫害法轮功和像“文革”那样的历史事件相关的作品都是施压的对象。
  • 瑞典指控西藏间谍嫌疑人:多吉坚赞(Dorjee Gyantsan)4月11日因在瑞典藏人社区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遭到起诉,这个藏人社区只有140人。他被控搜集有关家庭、生活安排和旅行活动的信息,并传递给在芬兰和波兰的中国官员。有一次,多吉坚赞因为他的活动得到了5万瑞典克朗(约合6000美元)的报酬。他自2002年起作为难民在瑞典生活并为“西藏之声”(Voice of Tibet)从事报道工作。“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但却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行事,”瑞典西藏社区主席嘉央曲登(Jamyang Choedon)说,他描述了多吉坚赞案件引发的恐惧。
  • 德州两处孔子学院将被关闭:属于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系统的两个学校将终止他们与中国政府背景的孔子学院的合同,以回应来自德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奎拉和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的一封公开信。“我们即将终止合同,正如他们建议的那样,”德州农工大学校长约翰·夏普(John Sharp)在4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标志着大学方面首次将这样的关闭归因于民选官员的担忧。麦考尔和奎拉还敦促德州南方大学(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和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两个分校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出于担心大学中的外国影响力以及可能出现的情报搜集活动,两党国会议员一直在推动他们自己选区的大学放弃中国的教育项目。这说明,有关孔子学院问题的讨论,由最初主要是关于学术自由和诚信话题转而聚焦于国家安全。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最近提出的两项决议案中的第二项,题为《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这项决议的通过获得了28票赞成、17票弃权,而只有美国投票反对。美国在投票反对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这项决议及其背后的动机:“‘互利合作’这个‘动听’的言辞,实际上是为了有利于独裁国家而牺牲了我们——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尊重的民众 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批评人士还担心,中国将重点从对个人的保护转向促进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从而逐步削弱人权原则。安德莉亚·沃顿(Andrea Worden)对这项决议的一篇分析指出,“在这项决议中甚至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个人’,也没有出现‘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的词汇。但是‘合作’出现了19次,而‘相互地’或‘相互’被提到13次,‘对话’出现了6次,‘建设性’被使用了5次。”

本期良心犯:江天勇

现年46岁的江天勇是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据报道,他因揭露一名律师同仁在拘押其他遭受酷刑而被判入狱两年,现正在服刑。2017年11月21日,湖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这个判决,指控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过去十余年,江天勇一直利用网络和国外媒体或海外中文媒体的采访,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和法治方面的缺陷进行批评。

警方在2016年11月拘押了江天勇,当时他正在前往探视谢阳律师的路上。2009年,为了报复他为像陈光诚那样的维权人士以及像法轮功信徒那样的宗教信仰人士进行辩护,当局吊销了江天勇的律师执照,但是他继续以非正式的方式帮助其他律师。由于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的详细指控在网上公布,对谢阳的拘押在2017年1月引起了国际关注。这些报告成为了检方对江天勇案关注的焦点,尽管江天勇在谢阳遭酷刑的详情公布之前就已经被拘押。

2017年8月,电视播放了审判江天勇的部分内容,江天勇在画面中承认有罪,声称那些有关酷刑的报告是虚构的,还请求得到宽大处理。外界普遍认为他的认罪是被迫的,而且很可能是出于在将近一年的秘密关押过程中所遭受的虐待,包括禁止他会见自己的律师。

江天勇是2015年7月开始的镇压维权律师运动中被判入狱的最著名的律师之一。这次运动不仅是为了惩罚律师们从事的工作,而且是针对他们利用媒体和网络传播策略来公开案情并向当局施加压力来保护他们客户的权利。

被宣判之后,江天勇一直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而不是被转送到监狱,据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江天勇的妻子现在居住在加州,自从江天勇2016年被捕以来,她就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2018年4月19日,看守所取消了江天勇在中国的家人原定的一次探视,更加剧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


未来看点

最近对应用程序打压的长期影响随着被暂停服务的应用程序重新上线,关注它们报道内容的变化,包括是否包含了更多政府媒体的内容和党的宣传。还要继续观察围绕被封杀的幽默应用程序“内涵段子”而出现的网民抗议,以及任何有关更多网民“翻墙”寻求未经审查的信息或登录社交媒体的报道。

言论自由案件的新进展:三起当事人在近几个月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拘留或软禁的案件可能将有所进展:著名的博客作者甄江华在3月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自内蒙的记者邹光祥3月28日在北京遭到拘留;在押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10日被软禁,她当时正试图完成长达100公里的徒步抗议,前往她丈夫的关押地。关注针对这几位活动人士的诉讼案件或是限制有所减轻的新闻。

对好莱坞增加的限制与自我审查:根据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宣布的重组计划,电影监管的责任将转移到“中宣部”和一个官方监管机构的监督之下。中共设定的“红线”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一部电影能否在中国上映,艾萨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在3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为了他们的电影获准上映,美国的电影公司将不得不跨越更高的意识形态障碍,并更加小心翼翼地剔除他们电影中会让北京认为敏感的部分。”关注随着机构重组计划的实施,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动态。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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