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快報:監控擴張、打壓應用程式、關閉孔子學院(Issue 128, Traditional Chinese)

不可不知的中国媒体自由变动状况

Photo of the Month: 

不幽默的審查員

這是中國網路使用者傳播的眾多圖片之一,表達了他們對搞笑應用程式「內涵段子」在4月10日被監管部門查封的哀悼。該應用程式曾經吸引了高達2億用戶。狂熱的粉絲們組成一個地下社區,擁有共同的「梗」、汽車喇叭鳴笛和標誌性的似笑非笑的卡通車貼。網上還湧現了其他各種對這個應用程式的悼念活動——包括一個葬禮的動畫視頻。當然最後都被審查人員刪除了。圖片來源:Inkstone News/Weibo.

本期標題

本期分析:「中華人民監控國」,擴張不停步

新聞報導:

本期良心犯:江天勇

未來看點

行動起來!


本期分析:「中華人民監控國」,擴張不停步

最近的一些動向凸顯了這一現象的直接和長期影響。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中國的威權政府正在採取步驟擴大對國內的民眾和各種通訊管道監控,而且各種監控機構的觸手正慢慢伸向中國境外。過去一個月出現的種種跡象和對維權人士的抓捕,讓我們對這個監控計畫以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代表的意義有更深入的了解 。

新疆——監控手段孵化器

一些觀察者表示,新疆西部地區是中國政府擴張監控計畫的「原爆點」。監控錄影機、檢查站和線民形成了一個密集的網路,對絕大多數居民進行嚴密跟蹤,尤其針對維吾爾或哈薩克居民。這個系統一直在採用各種新技術進行更新。烏魯木齊的一些旅館現在已經採用人臉識別軟體來核查訪客的身份證。等到6月烏魯木齊的新地鐵開通的時候,沒有身份證將無法購票。

去年7月,新疆當局要求居民在他們的手機上安裝一種特別的應用程式「淨網」,用來掃描設備中被認為「危險」或過於宗教性的照片和影片檔案,並向有關當局報告。開放技術基金會(Open Technology Fund)4月9日發表一份有關這個應用程式的技術審計報告,證實了這個程式的侵入能力。他們發現「所有安裝了這個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他們設備上存儲的所有文檔都會被送往一個不知名的監控單位」。這份分析報告還指出,用於將資料發送給遠端政府伺服器的通道非常不安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對其進行攔截和操縱。

監控活動不僅在新疆地區非常活躍,同時也在向全國各地擴張。這一點特別體現在臉部識別技術的應用、社交媒體的監控和正在嶄露頭角的社會信用系統。人工智慧公司「商湯科技」(SenseTime)——其投資人包括中國的科技巨頭阿里巴巴(Alibaba)——在上周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家成立於香港的公司專門從事人臉識別工作,並且有各種不同的商業使用者使用它的產品進行支付或應用程式登錄。但是根據「石英石」網站(Quartz)報導,這家公司的客戶還包括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和廣東雲南等地的公安局,以及內蒙古地區的至少一座監獄。《華盛頓郵報》報導,4月7日在江西南昌,有關部門使用這一技術在一場音樂會上抓獲了一名「經濟犯罪」嫌疑人,而當時的聽眾多達6萬人。

社交媒體滲透

在社交媒體方面,早就有證據說明,一旦開始有關調查,警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獲取QQ或微信等熱門社交媒體的使用者通訊和私人資料資訊。為了落實去年頒佈的《網路安全法》,一項新提出的警方實施方案可能將獲取使用者資料的活動擴大到刑事犯罪領域之外。同時, 中國的科技公司正在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他們被要求清理他們的網路和社區裡的「有害」資訊。最近幾周出現的大量新案件都有此情形,用戶因看上去是與朋友之間的私人通訊往來而遭到警方的處罰或審問。

4月3日,被拘押的維權人士黃琦對QQ和微信的母公司騰訊提起訴訟,稱騰訊公司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資料和私人通訊記錄,而當時警方正在試圖針對他與一個人權新聞網站相關的工作起訴他。「改變中國」網站(ChinaChange)在第二天(4月4日)報告指出,自2月以來,政治自由派「玫瑰團隊」的大量成員受到警方的質詢和威脅,當局試圖迫使他們停止網上討論。從4月11日開始,一個微信群的至少8名成員因試圖組織支援良心犯家庭的行動而遭到拘押。《中國數字時代》公佈了一份日期為4月10日的被洩露的浙江杭州網警指令,表明了這些社交應用程式已經被監控機關徹底滲透了。指令要求對在一名在微信群裡批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用戶進行調查,而這個微信群僅有8名成員。這份指令確定了該使用者的真實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儘管他在發表這篇「犯上」的帖子時用的是化名。

國際影響

被中國監控網路捕獲的個人會面臨任意拘押、法庭嚴判和其他負面後果,但這種現象產生的影響並非只局限於中國國內。

首先, 越來越多在中國營運或與中國公司合作的外國公司面臨參與政治抓捕和侵犯用戶隱私的指控。今年2月,提供筆記應用軟體的美國公司「印象筆記」(Evernote)宣佈,為了遵守《網路安全法》有關資料存儲地的規定,它的中國使用者的資料將在2018年年中被轉移至騰訊雲(Tencent Cloud)。愛彼迎(Airbnb)最近提醒它的客戶,自3月30日起,「愛彼迎中國公司可能在沒有進一步通知的情況下,向中國政府部門披露你的資訊。」除了阿里巴巴,美國晶片生產商高通公司(Qualcomm)也是「商湯科技」的最大投資人之一。

其次,這些監控的策略和技術正在進行遠端部署,用以針對散居海外的華人、藏人和維吾爾人,並將中共的打壓範圍延伸到中國以外地區。

第三,其他非民主國家政府顯然在分享中國創新的監控手段 。4月13日,路透社報導,依圖公司(Yitu)——中國一家人工智慧公司和「商湯科技」的競爭對手——最近在新加坡開設了它的第一個海外辦公處,並且正在打算參與新加坡政府一個監控專案的競標。這個專案將包括在公共區域部署使用人臉識別軟體。上周,日經新聞(Nikkei)報導,依圖公司已經向馬來西亞「執法部門提供了具備人工智慧人臉識別技術的可穿戴攝像頭」。在自由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度全球評估中,這兩個國家都只被列為「部分自由」,它們的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打壓政治反對派和和平抗議者。

國內外關注與日俱增

儘管中國政府對各種監控措施相對保密,但是隨著民眾對個人隱私權的認知度和敏感度的提高,當局日益強大的監控能力並非無人關注。在湖北武漢,藝術家鄧玉峰用346,000人的個人資訊創作了一個藝術裝置,來提高人們對個人資料不安全性的認識,而他從網上購買這些資料只花費了5000元人民幣(約合800美元)。四月初,展覽剛剛只進行了兩天就被當局關閉。據報導當局正在調查鄧玉峰如何獲取這些資料,不過有關這次展覽的新聞已經通過短信和媒體報導得以傳播,其中包括官方報紙《法制日報》。更廣泛而言,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有76.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人工智慧威脅是對個人隱私的一種威脅。

在國際上,遭受監控的風險已經傷害了中國科技公司拓展新市場的努力。上個月,澳洲國防部指示,出於安全考量,軍方人員不得在手機上使用微信。在英國,《金融時報》4月16日報導,國家網路安全中心主任已經致信英國各電信公司,警告他們不要使用來自中國供應商「中興通訊」(ZTE)的產品,因為這將「對英國國家安全造成風險」。最近,美國已經採取行動查禁來自中興通訊和另外一家主要製造商「華為」的電信設備。

儘管如此,只要這些公司與他們最重要的客戶「中華人民監控國」保持合作, 他們還將繼續發展。實際上,中國政府對人工智慧監管能力的貪婪追求,以及不斷地向這些公司提供改進演算法所需的資料,這些公司的產品將更加有效,也更加吸引其他獨裁政府。

於此同時,中國民眾和外國人都應該加強他們對數位安全的理解,並警惕暴露在北京目不轉睛和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注視之下所帶來的風險。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本文已於2018年4月27日發表於《風傳媒》


熱門新聞應用程式、幽默和視頻平臺成為新的打壓目標

中國新聞審查部門強制暫停了若干熱門新聞和視頻平臺,並且徹底查封了一個在全國擁有無數忠實擁護者的幽默搞笑應用程式,結果引發了粉絲們發起對這個應用程式的各種「悼念」。

4月4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SAPPRFT)宣佈了對新聞聚合類應用程式「今日頭條」和影片直播應用程式「快手」採取「整改措施」的決定,包括在整改期間凍結影片上傳服務。在決定公佈之前,中國中央電視臺曾經在4月1日點名批評「快手」和若干其他視頻平臺允許少女媽媽們直播她們從懷孕到當媽媽的日常生活。但是,很多抗議者和罷工工人也經常使用快手。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快手「可以說是記錄去年北京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的最受歡迎的應用程式」。快手正試圖在現有的2000名使用者內容監督員之外再招聘3000名內部審查員

4月9日,今日頭條和其他三個新聞應用程式——網易新聞、天天新聞和鳳凰新聞——在中國各種安卓應用商店暫停銷售。估計擁有1.2億用戶的今日頭條是四個應用程式中最受歡迎的一個, 它被停售三周。此次打壓似乎是為了懲處「不當」視頻內容。4月11日,今日頭條母公司「位元組跳動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張一鳴,就允許「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相稱」的內容上線和「沒有貫徹正確的輿論導向」發表了道歉聲明。

同屬「位元組跳動」旗下的幽默搞笑應用程式「內涵段子」在4月10日被強制關閉。這家公司在微信上宣佈,「根據監管部門要求,將永久關停『內涵段子』用戶端軟體及公眾號。我們將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營造風清氣正的網路環境。」這個應用程式的粉絲們,他們稱彼此為「段友」,在社交媒體微博和微信上製作了內涵段子的「遺像」表達他們的悲傷,並且用尖酸刻薄的言語諷刺政府審查人員。一位微博用戶寫道,「我的心裡有座墳,裝著SART所有人。」SART是指機構重組之後監管部門的即將啟用的英文首字母縮寫。還出現了很多影片,有的是「段友」們在路上用他們標誌性的鳴笛聲相互問候,有的是用上下句「對暗號」。不過記者們已經注意到,這些鳴笛和抗議的視頻可能是內涵段子被關停前後的視訊短片。儘管如此,這些視頻的流傳本身就說明了用戶對這個幽默搞笑平臺的支持。

2012年上線的內涵段子開始只發佈GIF動畫、文字笑話和網路「梗」。隨著視頻直播在中國網路日益風靡,內涵段子的視頻直播也最終成為了它的主流內容。而它的用戶主要是30歲左右的男性工薪階層。這個類似於「紅迪網」(Reddit)的平臺宣稱一度擁有2億用戶,而一些新聞媒體在它「陣亡」前認為它只有400萬用戶。記者和維權人士邁克爾·安替(Michael Anti)對《南華早報》說,他「很震驚地發現這樣一個龐大的(基於互聯網)的社區存在了這麼多年而沒有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正是這種社區共用的意識——基於遠離官方宣傳資訊的內容——可能決定了這個應用程式的命運。


最新審查內容:金正恩、《聖經》、#MeToo、微博封殺同性戀話題、對Instagram的研究

  • 金正恩的綽號被封鎖: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在三月底對北京的訪問直到他離開之後才公之於眾。同時,金正恩各種各樣的綽號也在社交媒體平臺微博的搜索結果中被封鎖,其中包括「金三胖」(這個頭銜是在他的父親金正日2011年去世時發明的)、「金豬」和「肥胖症患者」等等。甚至一些隱晦的提法,比如「他來了」,和社交媒體上有關「隔壁鄰居」和「來自東北的訪客」等等,都遭到封鎖。
  • 《聖經》被電商平臺移除:中央政府已經禁止電商網站銷售《聖經》。自4月5日起,在主要的零售平臺上——包括淘寶和亞馬遜(中國)——搜索《聖經》結果都是「您搜索的內容不存在」。商業性銷售《聖經》(在中國)一直就是不合法的,但是此前的網路零售商一直利用了法律上的漏洞銷售。這則禁令凸顯了近年來不斷加強的宗教控制和網路言論審查之間的關聯。​
  •  #MeToo藐視言論審查:一起發生在1998年的學生遭強姦而自殺的案件成為了最近中國#MeToo運動最有力的聲音,並在這名學生逝世20周年之際突破了言論審查的封鎖。據報導,高岩在被迫與她的北京大學教授發生性關係之後不久自殺身亡,經過她朋友們的努力,她的故事在網上瘋傳,被分享達數百萬次。北京大學和其他有關大學已經發表公開聲明,譴責性騷擾並起草新的制度規定。​
  • 微博撤銷對同性戀內容的禁令:4月13日,微博宣佈了一個針對暴力和色情內容的為期三個月的「清理」行動,其中包括「有關同性戀話題的動漫、文字截圖和短的影片」。網路用戶對此作出了憤怒回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自己的名字上標注了#iamgay(我是同性戀),而隨後這個主題標籤也被封鎖了。在運動開始僅僅三天之後,微博撤銷了它的禁令,熱門帳號「@同志之聲」在自我宣告「陣亡」之後48小時也恢復了發文。在出現這個反轉之前,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重申了避免性取向歧視的重要性。這一結果被廣泛認為是LGBT(同性、雙性和跨性別)社區以及中國所有網路使用者取得的一場罕見勝利。​
  • 突發性審查封鎖會激發「翻牆」動機和提高認知度:根據威廉·霍布斯(William Hobbs)和瑪格麗特·羅伯茨(Margaret Roberts)4月2日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的一篇最新文章,當一個網站或應用程式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被封鎖,網路使用者就會產生規避審查的動機。根據2014年9月對中國Instagram用戶的一項研究,當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這個應用程式被封鎖時,作者們發現,用戶為了登錄這個平臺開始學著規避審查,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又發現了其他被封鎖的內容。這兩位研究者將這種現象稱為「通道效應」(gateway effect)。霍布斯和羅伯茨得出的結論是,突發性審查封鎖「會讓那些先前政治冷感的民眾政治化,並積累起(審查方)時常試圖打壓的集體行動潛力」。

最新報告探尋電視認罪背後的刑訊逼供

4月11日,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發佈了一份報告,首次深入審視了2013年以來出現的一個趨勢:良心犯和其他的政府迫害行為受害者的電視認罪。這份題為《先編排後登臺:中國強制性電視認罪的幕後故事》(Scripted and Staged: Behind the scenes of China’s forced TV confessions)的報告,詳細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有記錄的45起電視認罪,其中有60%的認罪人是新聞記者、博客作者、出版商、律師或維權人士。這份案例研究揭示了各部門是如何通過精心編排的音像錄製、欺詐和施加壓力脅迫被拘押者、各種新聞媒體——尤其是官媒中央電視臺——在製作、編輯和播出方面發揮的協同作用,最終獲得當局滿意的「認罪」。

每一次電視認罪都需要經過精心打扮、仔細準備、多機位拍攝、嚴格的編排,有時還需要大量的編輯。這份報告強調了一個從2015年開始的在認罪展示方面的變化。從認罪人主要身穿囚服和在類似監獄的地點進行,轉變為一般的服裝和地點。這或許是為了軟化國外觀眾對認罪視頻的觀感。很多被拘押者報告說,他們被要求一字不差地讀出警方提供的材料,並且一再重複直到獲得滿意的錄製效果。

這份報告顯示,當局使用剝奪睡眠、酷刑、藥物和其他身體強制手段來逼迫被拘押者合作,如果他們拒絕服從甚至會威脅他們的家人。兩位研究者還描述了警方或電視工作人員一再使用欺詐手段。在很多案例中,當局告訴被拘押者錄製的影片不會在電視臺播出,而是為了提供給法官、「上級領導」或公安局。在另外一些案例中,當局使用業餘的照相機或攝像機,使得被拘押者認為如果這些認罪影片會在電視臺播出,有關方面應該會有專業人員在場。

在很多案例中,確實有專業人員在場。這份報告提供了大量例證說明,中央電視臺在知情的情況下和當局串通進行強制認罪影片的錄製、編輯和播出。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和錄製人員經常在場,但是由警方進行提問或是由警方規定記者應該提出哪些問題。在一個案例中,律師王宇被直接帶到央視演播室進行錄製,但由於她拒絕配合而被送回拘留所。除了現場錄製,央視還積極參與「製作一個綜合性新聞報導,配有圖表和警方與評論員的訪談,將嫌疑人描繪成罪犯」。儘管央視是與錄製和播出強制認罪關係最為密切的媒體,但是若干香港不同媒體也參與其中,包括鳳凰電視臺、《東方日報》和《南華早報》。

報告在結論部分給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建議外國政府考慮對央視行政人員實施制裁,就像伊朗電視臺官員因播出被關押的活動人士的強制認罪之後收到歐盟的制裁一樣。


香港:公眾調查顯示新聞自由創新低

一年一度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居民感覺媒體自由受到了比5年前更大的威脅。這份由香港記者協會4月11日出版的報告發現,對這個地區新聞自由的總體公眾感受下降到了百分評估中的47.1分,創下2013年調查開始以來的最低得分。另外一個基於新聞記者觀點的評分略微上升至40.3分,因為針對記者的人身暴力和威脅在去年有所減少,但是他們反映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

有超過93%的受訪記者稱,在過去一年裡有三個事件是對新聞自由的嚴重打擊:《南華早報》的一篇有關習近平的專欄文章被撤稿;香港無線電視臺播出習近平講話取代了香港公共廣播電臺的常規節目;去年8月遭受颱風「天鴿」襲擊之後,鄰近的澳門拒絕香港記者前往報導災情。《南華早報》那篇專欄文章的作者是資深財經評論員任美貞(Shirley Yam),文章認為一名香港投資人通過與習近平一名顧問的關係獲取利益。任美貞是組織進行此次調查的新聞自由附屬委員會的召集人,她在文章被撤稿之後離開了《南華早報》。這只不過是記者們反映出來的一種趨勢中的一個事例而已。在這股趨勢中,編輯們越來越常刪除文章、省略新聞報導或是因擔心冒犯中央政府而扼殺報導創意。

任美貞對記者們說,這個調查研究如果是在最近針對戴耀廷聲討浪潮之後進行,結果可能會更加糟糕。戴耀廷是一名法律教授和2014年「占中運動」的領導人,他最近在臺灣的一個學術討論中提到——如果中共在將來不再掌控中國——香港獨立的假設可能性。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否認她對戴耀廷的言論插手干涉


中國之外:布克文學獎、英國皇家宮廷劇院、德州孔子學院、聯合國人權決議

  • 臺灣作家的國籍讓布克文學獎左右為難:聲譽卓著的布克文學獎的組織者最初公佈獲獎翻譯小說提名名單時,他們將吳明益的國籍列為臺灣。《單車失竊記》的這位作者本來對此感到很高興,然而後來文學獎基金會收到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投訴,將他列出的國籍改為「中國臺灣」。吳明益和他的支持者們都對此表示異議,布克文學獎的臉書主頁受到一星評論的轟炸。最後,這個基金會將吳明益的原籍恢復為「臺灣」,但同時也將所有作者的國別標題改為「國家/地區」作為一種妥協,既讓吳明益和他的支持者滿意,同時也安撫了北京。​
  • 英國劇院掩蓋停演西藏劇碼的原因:倫敦的皇家宮廷劇院稱,由於「資金原因」停演西藏劇碼《帕拉》(Pah-La)。但是根據《衛報》4月4日的一篇報導,《資訊自由法》的一項要求顯示,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建議劇院放棄這一劇碼,因為這部劇碼的上演恰逢2017年秋季在北京召開的一些「重要政治會談」,並危及英國兩家機構與中國作家合作的一個聯合專案。皇家宮廷劇院已經發表了道歉聲明,並計畫在2019年上演這部劇碼。在《帕拉》這部劇碼中,印度劇作家阿布舍克·馬宗達(Abhishek Majumdar)糅合了達拉薩拉的藏人對他講述的個人故事。北京方面扼殺它認為「不合適」的舞臺劇作並不少見,正如圍繞「神韻」——一台在紐約上演並在世界各地巡演的中國古典舞蹈表演——的幾十起施壓事例所顯示的,那些與迫害法輪功和像文革那樣的歷史事件相關的作品都是施壓的物件。
  • 瑞典指控西藏間諜嫌疑人:多吉堅贊(Dorjee Gyantsan)4月11日因在瑞典藏人社區為北京從事間諜活動遭到起訴,這個藏人社區只有140人。他被控搜集有關家庭、生活安排和旅行活動的資訊,並傳遞給在芬蘭和波蘭的中國官員。有一次,多吉堅贊因為他的活動得到了5萬瑞典克朗(約合6000美元)的報酬。他自2002年起作為難民在瑞典生活並為「西藏之聲」(Voice of Tibet)從事報導工作。「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但卻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行事,」瑞典西藏社區主席嘉央曲登(Jamyang Choedon)說,他描述了多吉堅贊案件引發的恐懼。
  • 德州兩處孔子學院將被關閉:屬於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系統的兩個學校將終止他們與中國政府背景的孔子學院的合約,以回應來自德州民主黨眾議員亨利·奎拉和共和黨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的一封公開信。「我們即將終止合約,正如他們建議的那樣,」德州農工大學校長約翰·夏普(John Sharp)在4月5日的一份聲明中說。這標誌著大學方面首次將這樣的關閉歸因於民選官員的擔憂。麥考爾和奎拉還敦促德州南方大學(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和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兩個分校關閉他們的孔子學院。出於擔心大學中的外國影響力以及可能出現的情報搜集活動,兩黨國會議員一直在推動他們自己選區的大學放棄中國的教育項目。這說明,有關孔子學院問題的討論,由最初主要是關於學術自由和誠信話題轉而聚焦於國家安全。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中國提出的決議: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中國最近提出的兩項決議案中的第二項,題為《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這項決議的通過獲得了28票贊成、17票棄權,而只有美國投票反對。美國在投票反對的同時,還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聲明批評這項決議及其背後的動機:「『互利合作』這個『動聽』的言辭,實際上是為了有利於獨裁國家而犧牲了我們——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必須尊重的民眾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批評人士還擔心,中國將重點從對個人的保護轉向促進國家間的「互利合作」,從而逐步削弱人權原則。安德莉亞·沃頓(Andrea Worden)對這項決議的一篇分析指出,「在這項決議中甚至沒有任何一處提到『個人』,也沒有出現『人權捍衛者』和『民間社會』的詞彙。但是『合作』出現了19次,而『相互地』或『相互』被提到13次,『對話』出現了6次,『建設性』被使用了5次。」​

本期良心犯:江天勇

現年46歲的江天勇是一位著名的人權律師,據報導,他因揭露一名律師同仁在拘押其他遭受酷刑而被判入獄兩年,現正在服刑。2017年11月21日,湖南省中級人民法院宣佈了這個判決,指控他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新浪微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過去十餘年,江天勇一直利用網路和國外媒體或海外中文媒體的採訪,對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和法治方面的缺陷進行批評。

警方在2016年11月拘押了江天勇,當時他正在前往探視謝陽律師的路上。2009年,為了報復他為像陳光誠那樣的維權人士以及像法輪功信徒那樣的宗教信仰人士進行辯護,當局吊銷了江天勇的律師執照,但是他繼續以非正式的方式協助其他律師。由於被拘押期間遭受酷刑的詳細指控在網上公佈,對謝陽的拘押在2017年1月引起了國際關注。這些報告成為了檢方對江天勇案關注的焦點,儘管江天勇在謝陽遭酷刑的詳情公佈之前就已經被拘押。

2017年8月,電視播放了審判江天勇的部分內容,江天勇在畫面中承認有罪,聲稱那些有關酷刑的報告是虛構的,還請求得到寬大處理。外界普遍認為他的認罪是被迫的,而且很可能是出於在將近一年的秘密關押過程中所遭受的虐待,包括禁止他會見自己的律師。

江天勇是2015年7月開始的鎮壓維權律師運動中被判入獄的最著名的律師之一。這次運動不僅是為了懲罰律師們從事的工作,而且是針對他們利用媒體和網路傳播策略來公開案情並向當局施加壓力來保護他們客戶的權利。

被宣判之後,江天勇一直被關押在長沙市第一看守所而不是被轉送到監獄。據報導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江天勇的妻子現在居住在加州,自從江天勇2016年被捕以來,她就無法與丈夫取得聯繫。2018年4月19日,看守所取消了江天勇在中國的家人原定的一次探視,更加劇了人們對他健康狀況的擔憂。


未來看點

最近對應用程式打壓的長期影響:隨著被暫停服務的應用程式重新上線,關注它們報導內容的變化,包括是否包含了更多政府媒體的內容和黨的宣傳。還要繼續觀察圍繞被封殺的幽默應用程式「內涵段子」而出現的網民抗議,以及任何有關更多網民「翻牆」尋求未經審查的資訊或登錄社交媒體的報導。

言論自由案件的新進展:三起當事人在近幾個月因行使言論自由權而遭到拘留或軟禁的案件可能將有所進展:著名的博客作者甄江華在3月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來自內蒙的記者鄒光祥3月28日在北京遭到拘留;在押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10日被軟禁,她當時正試圖完成長達100公里的徒步抗議,前往她丈夫的關押地。關注針對這幾位活動人士的訴訟案件或是限制有所減輕的新聞。

對好萊塢增加的限制與自我審查:根據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宣佈的重組計畫,電影監管的責任將轉移到「中宣部」和一個官方監管機構的監督之下。中共設定的「紅線」長期以來一直左右著一部電影能否在中國上映。以撒·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在3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為了他們的電影獲准上映,美國的電影公司將不得不跨越更高的意識形態障礙,並更加小心翼翼地剔除他們電影中會讓北京認為敏感的部分。」關注隨著機構重組計畫的實施,會出現什麼樣的發展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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