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快報 2016年回顧 - 第118號，2016年12月 (Traditional Chinese)

標題

• 特寫：北京2016年審查的重點
• 獨立新聞在中國艱難求生
• 少數民族因言論表達而遭拘禁的人數超過活動人士和記者的人數
• 收緊對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國技術公司的審查
• 香港：來自北京的干預對媒體的寒蟬效應
• 中國之外：‘網路主權’，孔子學院教室，一些讓步
• 2017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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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 :   北京2016年審查的重點 

薩拉∙庫克

此文的一個版本2016年12月16日發表於《外交政策》網站。

中國範圍廣泛、機制複雜的審查系統盡人皆知。但是我們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個系統處於靜止狀態，根據一個標準的政治敏感話題而審查新聞。自由之家對洩露出來的党宣對中國媒體的審查令進行的分析顯示，政府審查人員對哪些類型的新聞進行壓制或者推廣，從一年到另一年，情況有明顯不同。比如說，與2015年相比，2016年更著重保護官員的聲譽，並且影響對外交事務的報導。

幾乎每一天，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機器都會向全國各地新聞機構、網站、社交媒體管理人員傳達詳盡指示，規定是否或者如何報導突發消息以及相關評論。

這樣的指令總是會洩露出來一部分，並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發表出來。他們所收集的洩露指令雖然並不完整，但是考慮到中國政府決策的不透明，這些指令有其獨特價值，從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優先考慮的事務以及他們在不斷變化的技術環境下所喜用的“引導大眾輿論”方法。

過去三年來，自由之家分析了數百條洩露的指令，包括截止12月1日為止《中國數字時報》發表的所有2016年的指令。在2016年的指令中，一共有86條下令採取“負面”行動，如刪除一篇文章、不要派記者去報導一個新聞事件、或者關閉網站相關部分的評論頁。另外8條指令下令採取嚴格的“正面”行動，推廣黨的說法，如報導某些具體的話題或在某一新聞事件上只能使用新華社通稿等。這些指令的真實性雖難以核實，但是洩露的指令往往與可觀察到的報導情況相符合，因此它們總的來說被中國媒體觀察者認為是可信的。

2016年審查指令最常針對的新聞類別如下：

• 党與官員的名聲：一共有19條指令限制流通影響個別官員或党的形象的內容或新聞，其中4條指令要求刪除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尊重或戲耍的說法。另外4條指令要求對習的形象採取“正面”行動，包括7月份的一條指令要求所有網站推廣一篇描述習在紀念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講話如何引起了“強烈反響”。
• 健康與安全：一共有18條指令限制對人為事件、環境污染、或食品和藥品安全的報導。即使受官方青睞的商業新聞媒體的報導也不例外。“澎湃新聞《數億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響人命，山東廣發協查函》一文不轉載，控制評論不炒作，”3月的一條指令這樣寫道。其它指令則禁止報導天津大爆炸一周年，壓制對一條醫藥廣告醜聞的報導。一名年輕的癌症患者被認為受到虛假醫藥廣告誤導而死亡。
• 外交事務：2016年，美國和臺灣都舉行了總統大選，北韓頻頻進行了核彈試驗，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有15條審查指令尋求限制中國人對中國大陸外新聞事件的瞭解。選舉和公投尤其成為敏感話題，因為它們可能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共產黨非民選產生這個事實。9條指令限制對美國總統競選辯論、臺灣反對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臺灣總統、以及英國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的報導。
• 官員錯誤行為：一共有13條指令限制對官員錯誤行為進行報導，包括“巴拿馬檔”洩露的中國精英階層的海外資產，以及諸如6月對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判等高層腐敗案。5條指令限制對員警不當行為的報導，包括一個死刑冤案以及一起在拘押內可疑死亡事件。
• 媒體與審查：11條指令限制來自控制較寬鬆的媒體的內容（如商業媒體財新或一部流行韓劇），限制對資訊控制本身的報導，如對一個記者遭受的迫害或者對《炎黃春秋》雜誌解散的報導。《炎黃春秋》由一些老黨員主辦，進行一些敏感的政治辯論。
• 公民社會：6條指令限制對公民社會的報導，包括對人權律師仍在進行當中的打壓。這是中國政府這一年之間對中國“維權”運動廣泛打壓的一部分。

其餘的指令尋求控制對經濟、看似良好的政府政策、以及香港事態的報導。

去年一月，自由之家對2015年洩露發表出來的75條審查和宣傳指令進行了分析。比較去年和今年的審查話題，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憂慮起了哪些變化：

排名	話題	排名變化
1	党和官員名聲	↑ (上升4個序次)
2	健康與安全	↓ (下降1個序次)
3	外交事務	↑ (上升5個序次)
4	官員錯誤行為	↓ (下降1個序次)
5	媒體與審查	無變化
6	公民社會	無變化
7	經濟	↓ (下降6個序次)

2016年的變化看來反映了對某些官方敘事越來越多的政治注意力，如習近平號召媒體增加“正能量”，以及對習個人名聲的擔憂。習近平繼續進行個人集權。另一方面，驅動2015年審查的一些其它因素可能不再重要。比如說，今年沒有繼續重複股市去年的動盪，一些強勢報導財經新聞的記者轉行離開。因此，審查人員看來不再需要對經濟報導進行不同尋常的限制。

至於審查人員使用什麼方式轉移大眾對某些新聞故事的注意，從22條指令中可以明顯看出，今年一個尤其受歡迎的做法是指示編輯和網站低調處理一條新聞，不讓它引起太大注意，不然的話這條新聞的受歡迎程度可能會超過領導人的容忍程度。

所指示的行動包括萬金油式的“不炒作”、禁止某些特別功能、不放在顯眼位置等、對新聞排名的具體指示等。2016年5月的一條指令指示某一新聞必須把“位置控制在第七條以下”。與其它諸如刪除用戶社交媒體帳戶的做法相比，此類幕後操縱不那麼顯眼，因此也不那麼容易引起網民的不滿，顯然更具有吸引力。

展望2017年，中國公民更加需要在這些審查指令所控制的話題上獲得更準確的資訊，如員警過度使用武力、國際事務、以及中國領導人的行動。中國的記者、網民、技術人員、以及國際社會必須在越來越敵視的政治環境下，找到新的有創造性的方式生產和傳播新聞。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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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媒/新媒體 : 獨立新聞在中國艱難求生 

調查報導與自由化評論在中國連續幾年情況惡化，2016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控制更嚴的國家媒體佔據了市場優勢。

首先，幾家出版物和幾個論壇在度過了前幾輪的打壓後終於被關閉或受到嚴厲懲罰。《炎黃春秋》創辦於1991年，由退休幹部主辦，以黨內溫和聲音著稱，但是這家刊物7月份宣佈解散。曾經以犀利的調查報導著稱的《京華時報》據說已被關閉，併入沒有什麼特色的《北京早報》。10月份，中國知識份子、記者和官員進行公共辯論、觀點比較中性的“共識網”(www.21ccom.net)突然被關閉。10天后，中國媒體管制者發佈指令，大大縮小了受尊重的財經網站《財新》的發行管道，在兩個月裡禁止其它網站轉載其內容。

其次，諸如騰訊、新浪、網易等商業網站受到更大壓力，不許它們生產自己的新聞內容，即使聚合也不可以。這一變化尤其影響那些把這些網站當作獲取資訊第一站的千百萬中國網民。在夏天宣佈的一系列規定中，中國網信辦聲稱這些網站“嚴重違反了法規”，要為自行生產新聞而接受罰款，它們的編輯必須對偶發事故負責，不許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從社交媒體採集新聞。

第三，對獨立新聞的政治與商業空間的限制，以及近年對幾位媒體人高調判刑，影響了個體記者的個人職業決定。中國很多頂級調查記者，如王克勤、羅昌平等，已經離開新聞業，在相對安全但也許更有社會意義的領域安身。他們的揭黑報導曾經是中國以及國際報導的頭條。

香港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中心創辦主任陳婉瑩教授說，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調查報導如今在中國艱難求生。”

在將獨立內容邊緣化後，共產黨試圖用諸如“澎湃”這樣的新電子媒體填補空缺，吸引讀者。2015年在上海出臺的“澎湃”由國家審查部門監管並提供經費，但它被賦予一定的空間來吸引讀者。根據前中國記者方可成，澎湃“長著商業媒體的臉，裝著黨媒的心。”

2016年，澎湃出臺了一個英文相關網站Sixth Tone. 《外交政策》網站的Bethany Allen-Ebrahimian把它描述為“中國共產黨買下來的Vox網站”。它的網頁介面設計平滑，新聞標題搶眼，它的故事試圖披露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某些東西，但是它許多文章說到底避免提供會使得中國政治系統顯得負面的深度資訊。另一方面，考慮到這些政治和市場因素，獨立英文網站The Nanfang 在運作了將近7年後於今年12月出於盈利不佳宣佈關閉。結果是，關於中國新聞領域的英文網站，國家控制的多了一個，獨立聲音少了一個。

雖然媒體學者展江說，中國幾乎沒有不再有什麼專業的監督性媒體，但是一些中國記者仍然在堅持他們的職業標準，為社會服務。習近平在2月的一個講話敦促媒體忠實於黨，遭到了一片反駁。前新華社記者周方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對從事審查的官員進行調查。財新發表了一個披露審查的報導，三名半官方作家以辭職抗議。與此同時，澎湃本身也遇到了挑戰，其創立總裁和一組資深記者今年離職，創辦了一個新的、允許他們擁有股份的網上新聞錄影公司。

位於中國境外的媒體機構也在填補調查報導缺失後所留下的空白。過去一年裡，外國媒體公司、由多國記者組成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以及和草根保持聯繫的自由亞洲電臺以及新唐人電視等，發表了關於金融醜聞、對少數民族的壓制、以及人權施害等一系列報導。

然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中國國內記者的工作，如同前些年一些記者所做的那樣，他們可以披露大學招生過程中的腐敗，深度挖掘疫苗工業的問題，記錄勞改營系統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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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媒/新媒體 :  少數民族因言論表達而遭拘禁的人數超過活動人士和記者的人數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政府控制公共辯論以及資訊流動的努力，自由之家收集了2016年中國公民因言論表達而被判監的資料。根據媒體報導、人權組織的消息、法庭判決書、以及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政治犯資料庫，自由之家研究人員確認有111人因和平表達觀點或與其他公民分享資訊在2016年1月至12月被捕入獄。 這不是一個完整全面的數字，尤其考慮到在西藏和新疆兩個少數民族地區獲取資訊非常困難。這個數字也不包括那些已經在押、等待審判的人，或者那些已經在服刑的人。

但是，即使從這些有限的樣本也可以看出幾個明顯的特徵：

• 在2016年因為行使言論表達權而被囚禁的這111人中，有80人屬於少數民族、或者一個宗教群體。法輪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尤其突出，80例中占去了68例。這部分反映了共產黨對這個群體的持續打壓，也因為自由之家能夠接觸到中國政府涉及法輪功案的判決書資料庫。這80例中有7人是藏人，3人是維吾爾人，2人是漢人佛教徒，包括一個和尚。
• 專業記者：在31名不是少數民族或宗教群體的人當中，有三人是專業記者，其中一人在被逮捕的時候仍然在一個媒體機構工作。他們當中17人是草根活動人士，5人是博客作者，4人是訪民，1人是律師，1人是出版商。被拘禁的活動人士中有4位因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議而在2014年被抓，在2016年4月被判刑。在另一起案件中，三名活動人士因為進行“光明中國行”而被逮捕。他們的目的是通過這樣的行動鼓勵民間促進民主和法治的活動。
• 平均3.4年：2016年言論罪判刑從6個月至19年不等。5人被判10年以上。獲刑最長的張海濤因為200多條社交媒體帖子以及接受海外中國媒體採訪、評論和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判處19年徒刑。
• 媒體發言而受罰：在我們考察的111個案例中，45個案例涉及網上發言，36個涉及自製材料，28個涉及公共講話，2個涉及印刷媒體。大多數公民因為他們的網上活動而被判監，包括通過新浪微博或騰訊微信，或QQ，這表明中國政府對網路世界控制得極其嚴格。有64個案件涉及自作材料和公開宣講，這顯示許多公民轉而使用線下方法進行政治敏感的溝通。這包括散發傳單，舉橫幅，或簡單地公開呼籲更大自由。36個法輪功學員因為散發介紹法輪功修煉以及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傳單和VCD而被判刑。相比之下，樣品中的藏人和維吾爾人則分別因為公開在街上高舉達賴喇嘛畫像以及在手機上查看伊斯蘭教的資訊而遭到懲罰。
• 分佈：案例最多的五個省份分別為廣東（15）、山東（13）、湖北（9）、福建（7）、和湖南（7）。在廣東，15個被抓的人當中有8個是活動人士。相形之下，在山東、湖北、福建和湖南被判監的公民大多數都是宗教信仰者。

綜合考慮，上述發現反映了過去兩年的一個變動，從對專業記者此一時的拘留或判刑，回歸到之前的趨勢，即少數民族、信仰者、和網路活動人士是言論迫害的主要受害者。這些資料還突出顯示，除了對互聯網活動和新聞相關的比較受人注意的案例外，國際上需要加大力度監督對非正式的、線下表達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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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 : 收緊對微信、流影像、以及外國技術公司的審查 

2016年，中國在範圍和複雜性上都擴大了本已嚴格的互聯網控制，對技術新領域造成影響

• 微信審查：2013年中國當局加緊對新浪微博的審查和懲罰的時候，許多用戶轉移到了騰訊的即時通訊平臺微信。微信被認為更加隱私，在分享內容上也更加自由一些。從那時到現在，這兩種平臺之間的差距縮小了，有關微信審查的報導在2016年繼續增加。微信今年四月公佈了一系列規定，除了標準的禁止灌水和詐騙外，還包括不許“傳謠”或不許使用“明顯有偏向的標題”這些有政治成分的禁令。多倫多大學11月30日發表一篇報告披露說，與以前不同，用戶的帖子被封的時候，微信不再通知他們。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微信審查常常變動性很強，根據詞語出現的上下文而變，那些已經在境外居住、在自己的國際手機上使用微信的中國大陸用戶，只要他們最初是用一個中國號碼登記的，他們所受到的審查與中國國內用戶仍然一樣。
• 網路流媒體限制：在中國，網上錄影流是一個基本上還沒有什麼管制的媒體領域，但在過去一年裡，官方管制已經逐漸趕上了市場。今年一月和二月，幾個很流行的錄影系列，如包括時間旅行和性別更換的《太子妃升職記》以及同性戀題材的《上癮》，都被下令下架。今年三月，負責對媒體業進行管制的國家廣電局表示，網路電視節目必須服從于與傳統電視相同的內容標準。七月份，國家廣電局加強了對2014年首先出臺的外國內容的限制，大大限制了外國節目的數量。管制人員還強化了對網路播放個人生活的限制，五月份對網路名人Papi Jiang 做出懲罰。十一月份，網信辦正式規定，要求提供個人生活上傳服務的公司必須記錄並保留使用者資料60天，並且與國家安全調查合作。一個星期後這些規定生效，官媒報導說，成千上萬帳戶因為暴力或庸俗的內容而被關閉。
• 網路安全法對外國公司的影響：中國政府11月7日採納了一項新的法律，由於其強化網路審查與監控，人權觀察稱之為“倒退”和“濫用”，對那些尋求在中國運作的外國互聯網公司來說影響尤其嚴重。批評者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內儲存使用者個人資訊、完全實施實名制、服從政府審計、為官方調查提供“技術支持”等要求上。一些這樣的行為也許已經被默許接受，但是新的法律提升並要求嚴格實施它們。該法賦予政府進行安全檢查的權力，其中一個條款使得當局有權在公司把資料轉移到境外前進行審核。這些規定令人們擔心企業秘密外泄，並妨礙日常經營活動。這個法律將在2017年6月生效，而2016年已經通過了一系列對外國應用和網站的限制，包括四月份突然關閉中國用戶使用蘋果的iTunes和iBooks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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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來自北京的干預對媒體的寒蟬效應 

這一年裡北京對香港的影響持續增加，對媒體、出版業和言論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寒蟬效應。

催化高度自我審查的一個事件是五名香港書商被中國當局拘禁的事件，其中一人是直接從香港被綁架走的。這公然違反了指導香港和大陸關係的“一國兩制”原則。在書商綁架事件之後，出版、印刷、銷售批評中國領導人或政府的出版物大大減少。類似的書從中國遊客喜歡買書的機場書店下架，更嚴格的海關控制減少了到香港來買書的大陸人數。

中國大陸對獲獎電影《十年》的嚴格審查看來也加劇了香港本地的自我審查，許多香港電影院拒絕播放一部有關雨傘運動的記錄片。在新聞媒體界，人們擔心《南華早報》在2015年底賣給中國互聯網大亨馬雲後會變得更加親中，而這種擔心已經部分成為現實。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早報》對一名明顯處於被控狀態下的人權律師助理的訪談使人們將之與中國官方媒體比較，而這篇訪談被從該報的中文網站Nanzao.com以及社交媒體帳戶刪除，則令人猜測中國官員希望刪除這一內容。

政治領域的最新事態更是加劇了人們對北京政府限制香港自由的擔心。中央政府公開干預，確保兩名在宣誓儀式上修改誓詞以示抗議的新當選本土派議員無法就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11月7日自行發佈了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阻止了梁頌恒和遊蕙禎在立法會就職（香港高院之後於11月15日發佈了自己的決定，杜絕他們二人就職）。香港官員接著又根據北京對基本法的詮釋而提起新的訴訟，尋求挑戰另外四名著名的民主派議員的誓詞。港府這樣做很可能是北京駐港聯絡處的旨意。這四人的案例與前兩例不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或者接受了他們的誓詞，或者允許這些議員重新宣誓，他們已經就職。在清除兩位親民主新議員後繼續在立法會清除民主派議員人數的努力是史無前例的，是對香港餘留的政治自治的一個威脅。如果成功的話，這樣的努力將對香港的政治與穩定造成長期後果，特別是如果民主陣營失去對某些立法進行否決的權力的話。

儘管這些負面事件連連發生，但也有一些事情令人樂觀。非常不受港人歡迎的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12月9日宣佈他不再在明年換屆選舉中尋求連任，這使得人們希望一個更具和解姿態的人物可能會站出來。根據“香港自由新聞”12月6日的報導，香港申訴專員裁決說，電子媒體的記者應該像紙媒記者那樣享受同樣的政府新聞資源和場所。為了打破書籍出版市場的肅殺氣氛，普利策獎獲得者美鳳選擇自行出版她的一本關於中國獨生子政策的新書。美國一些議員提出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通過確認和懲罰“那些對壓制香港基本自由負責的中國官員”，這個法案可能會產生威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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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網路主權’， 孔子學院教室，一些讓步 

上個月的《中國媒體快報》指出了共產黨近年來在影響外媒、電影業、以及國際文化活動時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常常借助代理人的幫助。在本期的年度總結中，我們希望指出中國政府的資訊控制與國際社會交叉點上三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 ‘網路主權’與俄羅斯聯繫：延續2014年開始的一個趨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1月在烏鎮召開國際互聯網會議，其展示的互聯網前瞻與目前開放的國際模式非常不同，強調“網路主權”以及政府在它們的國界內管制內容的權力。2016年期間，中國當局和他們的俄羅斯同行進行了更多合作，促進這種做法，包括今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七屆國際安全互聯網論壇”。隨著俄羅斯政府尋求對其互聯網進行更進一步的控制，據說他們轉向北京尋求幫助。俄羅斯官員今年多次與北京的互聯網管制官員以及技術人員見面，包括前網信辦主任魯煒以及中國國家防火牆的設計師方濱興。俄羅斯接著引入或採納了幾項立法和技術措施，其目標顯然是建立它自己的互聯網圍牆，名字叫“紅網”。
• 孔子學院教室向青少年灌輸：由中國政府資助運作、設立在外國大學內的漢語教學中心孔子學院的數目繼續增長，也繼續在一些地方引發爭議和抵制，因為人們擔心孔子學院在對學術自由產生負面影響，它們的雇人方法也存在歧視。孔子學院還在世界各地數百個中小學建立了教室。這些項目所涉及的人群更容易受孔子學院的軟性灌輸。與大學官員相比，小學老師和學校管理人員更不具備識別一個外國機構微妙灌輸的能力。2016年，孔子學院在巴基斯坦、賽普勒斯、葡萄牙、安哥拉、迦納、英國、蘇格蘭、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美國幾個州（包括亞利桑那州的一些幼稚園和俄勒岡州）開辦了教室。由於缺乏透明性，孔子學院的運作中出現了諸如詐騙和貪污等醜聞。 還有家長抱怨說，這些學習項目等於是“中國共產黨對公校系統的滲透。”
• 有限的讓步：中國雖然決心控制資訊和影響公眾輿論，但是由於國際常態和壓力，中國在幾個案例中做了讓步。對美國公司進行商業駭客行為是中國實行技術快速工業化的主要策略之一，但是在2016年這些駭客行為有了相當大的減少。在國際呼籲下，中國釋放了被關押的法律教授陳泰和以及知名維權律師張凱。《紐約時報》記者Keith Bradsher獲得了簽證，並擔任上海辦公室主任。與前些年相比，這些讓步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儘管受到國際社會強烈批評，中國今年通過了《網路安全法》和一項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儘管如此，從這些做出讓步的案例看，來自海外高層領導人的呼籲以及多邊壓力看來還是起了作用，顯示了這些努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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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展望 

19大期間進一步加強審查：中國共產黨將在2017年接近年底時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會委員都可能會置換，習近平的一個繼任者也有可能會被指定出來。觀察家們在猜測習近平是否會選擇一個繼任者，十九大以前哪些人在黨內內鬥中取得上風。注意對這些話題的審查。在十九大期間，注意對媒體報導和網上表達的廣泛和嚴格的控制，以及對活動人士短暫或長期的關押。

網路安全的實施，非政府組織立法：2016年採納的兩項法律《網路安全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將從2017年開始生效。這兩項法律預計將對言論表達和網路隱私有負面影響。隨著這兩項法律的實施，注意當局如何實施那些專門用於壓制和平表達異見、確認和懲罰互聯網用戶、或阻礙外國技術公司以及民間機構活動的條款。

香港在新特區行政長官下有何不同：2017年3月，香港新的行政長官將通過一個親中國利益的選舉過程產生。在梁振英領導下，由於北京的影響以及當地政府本身不透明、不喜歡更加包容的媒體，香港新聞自由明顯退步。2017年，注意選舉期間對自由表達以及政治參與的限制，注意梁的繼任者上臺後在媒體政策方面是否會有任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