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快报：2018年主要趋势、北京的国际影响力、科技公司遭遇抵制（Issue 131, Simplified Chinese）

超敏感引渡

社交媒体上有关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新闻一直是中国言论审查机关的关注重点。孟晚舟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罪名是她的公司违反了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被删除最快的20张图片中的前四名都涉及新浪微博用户试图分享有关这个话题的信息。一个拥有两百万粉丝的用户发表了一则包含这张照片和关于孟晚舟被捕的文字。这则帖子在一个半小时后被删除。如此严厉的审查与两天后泄漏的指令相符，该指令命令所有网站不得发布任何有关逮捕的消息，除了来自官方媒体的「权威报导」以及要「严格管理评论内容」。Credit: Weiboscope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 北京媒体管控全球化：2018年的主要趋势

新闻报道：

对“川习会”的报道凸显政府对有关中美贸易消息的管控
当局削弱网民发帖能力，加强获取用户资料
政府打压学生从事劳工维权活动和校园学术自由
与北京共舞的科技公司面临抵制
香港：钳制言论自由对艺术、文学活动以及书刊销售商造成影响

重点反制：VPN遭遇打压后的“翻墙”工具

2019年重要看点

行动起来！

本期分析：北京媒体管控全球化：2018年的主要趋势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肯尼亚一家广受欢迎的数字电视公司将中国国家电视频道加进了它价格最为亲民的节目套餐，却将其他国际新闻媒体拒之门外。葡萄牙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推出一个“中国时间”节目，其中包含了中国官方媒体制作的内容。一名台湾商人因为协助对中国持批判意见的广播电台而在泰国遭到逮捕。一家部分为中国所有的南非报纸突然取消了一个定期的专栏，因为其中有文章谈到中国在新疆的镇压。

以上只不过是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几个案例，显示了中共日益增强的在世界各地发送其重点关切的宣传和言论审查的能力，同时它还在国内继续强化媒体和网络管控。

2018年的全球媒体攻势包括以下五个主要趋势：

1. 对外国媒体施加影响力手段更加咄咄逼人

北京在对外宣传方面不加掩饰的野心在2018年展示无遗。中国当局把一种得心应手的战术运用在了更加广大的规模和领域——将中国国有媒体的内容植入外国新闻媒体，官方文件将这种手段称为“借船出海”。

今年7月《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海外中文媒体的中国国有媒体内容调查分析，发现与往年相比在2016至2017年期间，中国官方媒体与海外媒体签署的协议数量出现激增，公布的协议总数达到了超过200份。而上周《卫报》发表了一份历时五个月的调查报告，发现了《中国日报》以“中国观察”的名义在超过30个国家的出版物中发布社论式广告增刊。这个调查还显示，播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广播电台从2015年的14个国家、33家电台增长到今天的35个国家、58家电台。

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北京在今年6月主办了一个新闻记者论坛，参加者有来自47个国家的将近100家媒体的代表。活动主办方，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中国记协”，后来受命为此论坛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并为一个“一带一路”记者联盟起草规章。

居住在美国的民主倡议人士和中国媒体观察者陈破空说，中国外交人员正在“更加积极地干涉”美国某些中文媒体的编辑决策，并且行为方式越发地“目空一切和咄咄逼人”。上文提到的《金融时报》调查报告发现，由于受到中国领事官员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海外中国社区的很多企业不愿意在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上刊登广告。

2. 通过掌控媒体所有权和基础设施扩大影响力

中国问题学者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曾经警告说，中共官员会从仅仅是“借船”转而“买船”，也就是直接并购外国新闻媒体。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和亲共的企业大亨们一直试图收购中国大陆之外的主流媒体公司。中国科技富豪和中共党员马云在2015年底收购了香港的《南华早报》，随后在2018年发生的几起事件加强了人们对这一收购将降低报纸独立性的担忧，其中包括中国官员8月份不请自来出现在编辑部会议上。在南非，两家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2013年收购了南非第二大媒体集团的20%的股份。这个集团在2018年突然撤销了评论员阿萨德·艾萨的每周评论专栏，因为他之前写作了有关中国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文章。

中国公司一直在海外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和内容传播系统的建设。这一点在非洲尤其明显，中国电视传播公司“四达时代”（StarTimes）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电视传播的关键角色，无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电视。这家公司已经在30个国家累计拥有超过1000万订阅观众，并且赢得了决定观众能够观看哪些电视台的权力。尽管是一家私营公司，四达时代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让它受益匪浅，偶尔还能获得政府补贴。这家公司似乎将中国国有媒体的电视频道置于它提供的系列节目的优先位置，代价是牺牲了其他独立国际新闻电视台的位置。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包含像BBC国际台等电视频道的节目套餐价格高于只有当地频道和中国国有媒体频道的基本套餐。2018年，四达时代在加纳扩张业务的举措遭遇了来自当地广播电视协会的反对，人们担心它将会影响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选择。

3. 技术日新月异，宣传花样翻新

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敦促宣传干部们“利用创新的宣传手段”，而那些干部们似乎已经在落实这些手段。例如，中国国有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变得非常活跃，而讽刺的是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是遭到屏蔽的。Facebook在2018年尤其受到中国国有媒体的青睐。所有中国国有新闻媒体都有Facebook账户，有些媒体甚至还根据不同的语言和地理位置管理多个主页。

每一个主要账户都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单单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英文账户就拥有7100万粉丝——是Facebook上所有新闻媒体人数最多的粉丝群——其中4600万是自2016年5月以来新增的。Facebook上排名前10名的新闻媒体账户有3家是中国媒体。这个社交平台上增长最快的5个主页中有4个是属于中国国有媒体：新华社、《环球时报》、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人民日报》。尽管这四家媒体——尤其是《人民日报》——以内容枯燥乏味而闻名，难免让人怀疑这些账户的很多粉丝是假的。不过，这些媒体也在Facebook上频繁投放广告以期获得全世界更多的真正粉丝。

绝大多数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都提供英文版手机应用，并且有些媒体已经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去扩张他们的内容受众。《中国日报》的手机应用在苹果的应用商店给用户提供浏览、点赞和分享文章的“积分” 当作奖励，这些积分随后可以用来购买在线产品。

4. 操纵国外的政治和公众讨论

北京方面的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举措长久以来一直聚焦于宣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时压制有关中国国内侵犯人权和宗教迫害事件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现在还试图引导其他国家内部有关中国关系的讨论，包括试图在其他国家压制针对中国活动的批评。

今年，澳大利亚华人针对两家媒体公司发起诽谤诉讼，原因是这两家公司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检讨中共在澳大利亚政治影响力，以及政治家们对这些案例可能引起的寒蝉效应的关切。肯尼亚、南非和阿根廷的那些与中国建立了资金或其他合作关系的媒体集团，通常突出一些对中国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和地区的活动非批评性的甚至是溜须拍马的报道。

9月，印刷版的《得梅因纪事报》包括了一份《中国观察》增刊，其内容比通常此类插页更具针对性和政治化。7月，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了一个两分钟的动画视频，内容有关双边贸易紧张关系对美国大豆产业的影响，并在结尾提出一个问题：“一旦选民们的荷包缩水，他们（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最后还会支持川普和共和党吗？”。在台湾，出现了若干起源自中国、损害台湾政府声誉的“假新闻”报道和篡改图片的事例，这些报道和图片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并且在过去两年里被一些电视新闻台所采用。尽管它们对上个月地方选举的实际影响尚未明了，但是不得北京欢心的台湾执政党遭受了令人震惊的损失。

参与有关中国影响力公开讨论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受到了影响。9月，依赖中国数十亿美元贷款的赞比亚官员驱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肯尼亚法学教授，这位教授原本计划进行一次有关北京在非洲活动的演讲。在新西兰，安-玛丽·布雷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她一直批评中国在新西兰扩张影响力的行为。那些显然是想迫使她噤声的努力出现了尤其令人不安的转变。她的家和办公室遭受了几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入室盗窃，警方认为这些很可能是与她从事的工作有关。随后在上个月，布雷迪发现有人改动了她汽车的刹车系统。

5. 按照中国的意图重塑海外媒体市场

在北京扩大其对海外媒体的援助和投资过程中，它倾向于支持那些国有媒体而不是那些独立的私营竞争者，这也反映了中国国内的媒体图景。例如，中国政府在今年提供的援助提高了津巴布韦国有电视台的传送能力，完成了尼日利亚北部卡杜纳国有媒体公司的数字化改造、扩大了利比里亚国有电台的覆盖范围，改善了老挝国有电视台的制作质量。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编辑和媒体官员提供培训，但是最近两年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扩大了网络媒体领域的受训人员的数量。自由之家最新发表的《网络自由报告》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网络自由年度调查涵盖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们已经 “为来自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新媒体或信息管控方面的培训和研讨会。”

Credit: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High-res download)

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的作用和局限

中国政府每年在对外宣传和言论审查攻势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取得的实际成效依然参差不齐。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问卷调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维护中国和习近平个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似乎相当有效，这些措施还降低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国内人权记录和在海外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交往的潜在风险的关注和审视。虽然很多因素能够影响民意调查结果，但2016年对六个非洲国家进行的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许多案例中，一个国家出现的中国媒体越多、获取来自中国的相关媒体技术越多，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在多个不同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独立新闻媒体时常出现让中共感到不快的报道，比如今年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报道。互联网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那些不亲北京的新闻媒体——从《纽约时报》到《香港自由新闻》到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境内外传播他们自己的内容方面获得了重要进展。同时，言论自由国家的众多新闻记者和读者依然对国家控制的新闻内容保持怀疑态度，而这正是中国国有媒体在向全球受众传达信息时想方设法混淆信息来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层面上，过去的一年已经成为认知中国的“大外宣”行为以及任由这些活动畅行无阻的潜在危险的分水岭。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人士都已经开始对北京的媒体参与和投资活动进行更加严格审视。与此趋势相应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下进行的一些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受到更广泛的质疑，有些项目甚至遭到拒绝。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国家政府，都会从事积极的公开外交活动，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隐蔽的、强制性的，并且对于民主机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还将很多用于干涉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的伎俩应用在诸如教育、艺术和娱乐等领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自身——通过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惩治中国官员在国内的不当行为，并且让独立媒体与来自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相隔离。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

对“川习会”的报道凸显政府对有关中美贸易消息的管控

国有媒体编造“川习会”报道：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日举行了会谈。中国媒体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的报道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在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战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尽管两国都有一些媒体报道称赞会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然而中国媒体没有提及一些显然是双方同意的具体事项——包括美国不增加新关税的承诺的前提是双方在90天之内达成一项更加全面的协议，不过却强调了一些在白宫的正式声明中没有提及的其他一些细节。《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习近平实际上做出了了比川普大得多的让步，但北京极力掩盖这个事实。由“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翻译的一份流传出来的言论审查指示要求所有国内媒体遵从新华社有关“川习会”的报道。另外，北京美国驻华使馆有关两国协议一则微信贴文被部分屏蔽。
2018年趋势：11月13日《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解释说，在“川习会”之前，中国言论审查机关就已经将他们的重点转向管控贸易战期间的商业和经济报道。在整个2018年，有关当局一直积极地干预新闻报道来压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负面报导。“自由之家”在过去几次中国遭遇严重经济不稳定时已经注意到这一模式。同样由“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翻译的流传出来的几条言论审查指示说明了这个现象：6月份发布的一条指示详细列出了有关中美贸易问题报道的指导方针；10月份的一条指示特别要求广泛传播几篇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而11月份的一条指示则要求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时禁止引用外国媒体的内容，在这些内容里目前的贸易纠纷是一个重要的辩论主题。

当局削弱网民发帖能力，加强获取用户资料

自媒体面临打压，微信发布运营多账户规则：11月12日，中国“网信办”宣布，自10月底以来有将近9800个社交媒体账户被关闭，原因是这些账户“传播有害政治信息，恶意篡改党的历史，诽谤英雄人物和损害国家形象。”这次清洗尤其针对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上的“自媒体”账户。“自媒体”一词是指发布新闻和分析的独立运作的社交媒体账户。在日趋收紧的媒体环境中，这些账户成为了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非官方媒体信息的另类渠道，虽然其中一些因为传播不实信息已经引起人们的关切。另外，11月16日，腾讯公司将一个公司或机构可以运营的官方账户数量从5个削减为2个。
警方加强骚扰推特用户并强制删帖：随着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受到严格监控和审查，久经沙场的维权人士和批评者开始依靠美国的微博客服务推特来自由表达观点和分享信息。尽管推特在中国被正式屏蔽，这些用户还是利用翻墙工具登录推特。年近岁末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安全部门开始迫使推特用户删除推文或退出这个社交平台。首先曝光的引人注目的案例涉及到吴淦的账户，他因为网络维权活动正在狱中服他的8年刑期。11月11日，“改变中国”（China Change）网站的曹雅学女士说，她注意到一则来自吴淦账户的讯息，显示吴淦使用“推文删除”功能自动删除了超过3万条他的旧推文。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曹雅学女士转述了几十位中国推特用户——其中很多是记者、异见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帖文，讲述他们如何由于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而受到警察的传唤、被迫写悔过书、被迫删除他们的推文，并且要服从行政拘留甚至是刑事指控。那些有问题的帖子的发布时间都在2018年9月之后。
针对网络动员活动的管理规定：11月15日，中国“网信办”发布了一个新的管理规定，要求所有提供“公众舆论性质”服务的网络公司进行自我安全评估。新规定可以用来压制任何社会动员活动。这个规定没有给出可能受到影响的公司名称，但是其模糊的描述说明一大批国内外公司将受到管制。这个规定要求网络公司保留用户信息的详细记录，包括真是姓名、IP地址和活动记录。这个规定明确地将社交网络活动认定为政府的一种“安全风险”，在该政策出台之前，包括#MeToo和正在进行的劳工维权浪潮等社会活动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赢得关注。
2018年趋势：这一年的特征是监控和社交媒体言论审查的稳步增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在这两个领域的扩大。中国在2月份宣布修改宪法，允许习近平主席寻求第三个任期，随后大量网络内容遭到删除，大量相关搜索词被视为敏感词。4月份，有数百万用户的幽默手机应用“内涵段子”被关闭。3月份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微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鉴别和删除图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监控工具能够通过步态进行身份识别，而若干城市的警方已经部署了这种监控工具。随着苹果和印象笔记等公司执行了用户数据本地化的规定、有关公安部门进入数据中心新规定的出台、电动车加装可以将位置信息发送给当局的定位器，政府获取个人资料的能力在诸多方面得到提升。

与北京共舞的科技公司面临抵制

中共越来越善于吸引科技公司在网络管控技术的开发、实施和证明网络管控的合法性方面提供帮助，其中包括提供符合中共需要的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版本产品。不过，最近几个月出现的若干事例说明此类的合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谷歌“蜻蜓”遭遇内部抵制：今年8月，谷歌公司打算在中国推出一个审查版搜索引擎的长期计划被曝光，这促使美国议员对此发起质询，而很多谷歌员工也开始公开表示反对。11月底，一批谷歌员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公司放弃这一项目，员工们还保证如果其他雇员因这一问题进行罢工他们将出资支持。《华盛顿邮报》12月4日的一篇社论和来自国际人权组织的最新警告都给这个硅谷科技巨头增加了压力。事实上，在12月11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采（Sundar Pichai）表示，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推出一款搜索应用程序的“计划”，但是他不排除未来会推出的可能。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为了推进这一项目并将员工对项目的了解保持在最低限度，谷歌公司无视自己有关隐私和安全审查的流程。据报道，有些参与此项目的员工还受到威胁，如果他们违反保密规定就将丢掉工作。
更多国家警惕华为、中兴的设备：与中国政府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电信公司的国际扩张正面临日益强大的抵制。12月初，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担心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日本政府打算修改采购规则以限制从华为和中兴采购。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采取行动阻止华为提供5G移动技术。在英国，英国电信集团在12月5日宣布，它将从现有的3G和4G基础设施的核心设备中移除华为产品，除此之外还将拟建的5G网络中排除华为产品。在加拿大，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对中国政府通过华为设备进行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12月1日，加拿大因美国有关方面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涉及一起华为公司违反对伊朗贸易制裁的案件。同时，11月14日发表的一份路透社调查报告还描述中兴通讯在帮助委内瑞拉国有电信公司Cantv实施“祖国卡”计划方面扮演的角色。该项目将公民的身份证与投票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一消息将使得中兴通讯未来在其他地区的扩张遭遇更多来自民间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反对。
言论审查要求让游戏迷们恼火：由于国际社会的反对，法国游戏开发商“育碧软件”（Ubisoft）撤销了原定的“美学改变”——这个“改变”原本打算从中国版的热门特种部队游戏《彩虹六号：围城》中删除血腥、色情内容以及赌博主题。上个月，这款游戏的发布平台Steam宣布发行一款中国特别版，这一举动遭到很多中国游戏玩家的反对，他们担心这将导致一些他们热衷的游戏受到内容限制并导致目前可以登录的Steam国际版在中国被屏蔽。与此同时，在视频游戏行业的另外一个领域，一只卡通熊经常成为中国言论审查机关的目标，因为网民们一直把这个可爱的形象比作中国主席习近平。这只熊在即将发布的一款游戏中又遭到屏蔽。一家中国网站贴出了一些即将发布的游戏《王国之心3》的图片，小熊维尼在这些图片上被一个白色斑点模糊了。
2018年趋势：这些事件表明，人们正在越来越意识到北京对私营公司的影响力正在影响到中国以外的安全和信息环境。在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例中，一些中国公司由于他们与新疆地区极端监控活动和宗教迫害的关联而受到日益强大的国际压力。华为首席财务官在加拿大被捕的背景正是前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赛森斯（Jeff Sessions）在11月1日宣布的一个范围更广的“中国计划”。在其他各项要点之外，这项计划尤其寻求更好地执行与中国影响力和经济间谍活动有关的现有法律，这一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得很明显:要求更多中国官方媒体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以及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以获取美国技术的个人提起数项新指控。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抵制并没有阻止中共试图对科技产业的掌控：中国在上个月再次主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尽管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或许使得出席会议的国际主要科技公司高管少于往年。

政府打压学生从事劳工维权活动和校园学术自由

学生维权人士遭拘押：支持劳工权利的学生维权人士遭遇打压已经导致几所中国顶尖大学的很多学生和校友失踪，其中很多人依然下落不明，估计遭到了拘禁。第一轮拘捕发生在7月底，数十名学生维权人士和工人在一天凌晨的警方突袭中被逮捕，他们当时号召为深圳佳士工厂的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第二轮拘捕发生在11月份，当时有十几名维权人士，包括北京大学校友，在一次明显是几个城市协同的警方突袭中被拘捕。这些在校学生和毕业生中很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得鼓舞。有些人在大学校园里被暴力拘捕，甚至一些旁观者也遭遇了同样的暴力行为。支持者们一直在利用社交网络传播学生们遭受虐待的消息，并呼吁社会关注那些依然下落不明的学生们。一些贴文广泛流传并被“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目前被拘押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北大毕业生岳昕有关她支持佳士工厂工人的一篇文章、两篇介绍北大毕业生、女权活动人士孙敏的文章、一篇有关11月份拘捕行动中在北大校园被殴打的旁观者记述。若干有关在人民大学校园里针对学生维权人士类似暴力行为的记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段时间后便销声匿迹了。
康奈尔大学取消与人民大学的合作协议：10月份，由于关切学术自由受到限制以及最近支持低收入工人的中国学生受到打击报复，康奈尔大学的产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终止了一个长达6年的与人民大学的联合项目。在《外交政策》11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负责康奈尔大学这个联合项目的伊莱·弗里德曼教授介绍了过去五年中国学术自由状况恶化的第一手经验，并将这些变化与中共日益加强打压公民社会的更广泛的趋势联系起来。考虑到不断恶化的现实状况及其对学术研究与交流质量的实际影响，弗里德曼敦促其他国外大学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同行们的接触。
2018年趋势：在2018年打压学生维权人士之前，中共去年在中国高校师生中发起加强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运动。随着这一运动在2018年的持续，学术讨论的空间日渐萎缩，哪怕是针对以前不那么敏感的话题，诸如劳工权益或经济问题。对日常课堂言论的监督也日益加强，还鼓励学生举报教师的政治不正确言论，甚至有报道说在中学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在这一年，有若干名教授由于在课堂、网络或是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达被认为是批评中共或中共政策的观点而遭到惩处。在中外合资院校中工作的外籍教员也因为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言论而感受到压力，一些外国学者称，与他们的中国同事交流时，严谨的学术讨论空间明显减少了。

香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波及艺术和文学活动、图书零售商

马建被取消的文学座谈会经过抗议后被恢复：作为今年香港国际文学节的一部分，流亡的中国小说家马建受邀参加在“大馆：传统与艺术中心”举办的两场座谈会，这个场所有一家与香港政府有关联的非營利性组织管理。马建的新作《中国梦》讽刺了习近平时代的宣传，在原定活动日期前几天他被取消了邀请。这提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香港这个半自治地区未来言论自由和日益增强的自我审查的关切。另外一处可能的座谈会替代场所也拒绝接待这位流亡作家，但是在不断增长的国际反对声浪中，大馆撤销了它的决定，马建被允许在11月10日发表演讲。不过，马建在推特发文说香港的出版商已经拒绝出版他的新作，虽然他的作品在大陆被封禁，但是在香港还是第一次。
巴丢草画展出于“安全考量”被取消：11月2日，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政治漫画家巴丢草的一场画展被突然取消。这些画展是香港自由新闻网站举办的“言论自由周”的一部分。在受到中国当局针对这位异见艺术家的威胁之后，画展以“安全考量”为由被取消，尽管他原本计划以虚拟方式而不是亲自到场参加。这一事件被看做对这座城市言论自由限度的一个检测，香港的言论自由在北京压力之下遭到的侵蚀已经受到高度关注。
香港最后几家禁书书店之一关门歇业：人民书店是位于铜锣湾的一家小店，是香港所剩无几的销售遭到中共禁止的出版物的书店之一。这家书店在10月关门歇业。据信，来自政府的压力是导致书店关门的原因。这只不过是这个曾经红火的政治敏感书刊行业逐渐衰落的最新事态。此前五名香港书商和出版人在2015年曾经遭到大陆当局的非法拘禁。
2018年趋势：在过去十年，香港居民享有的相对自由——尤其在言论方面——已经由于北京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逐步下降。2018年，由于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经不是一个笑脸迎人的国际中心，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迁往台湾。10月份，《金融时报》记者维克多·马利特（Victor Mallet）更新签证遭到香港官员拒绝更是凸显了这个趋势。尽管外国记者签证遭拒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马利特则是香港第一例。

重点反制：VPN遭遇打压后的“翻墙”工具

中共一直以来在与中国民众玩一种猫鼠游戏，民众采用各种技术跳过所谓的“长城防火墙”，并在全球网络获取未经审查的信息。这种官民竞赛在2017年愈演愈烈。中共对未注册的VPN进行了新一轮封杀，包括迫使苹果公司从它的应用商店下架数百款这样的软件、限制酒店客人使用VPN，并抓捕了几名提供未注册VPN服务的人士。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并没能完全成功地摧毁网民们规避网络封锁的努力。

很多免费软件——既有用于电脑的也有用于手机的——还继续在运行，包括自由浏览（FreeBrowser）、无界浏览（Ultrasurf）、赛风（Psiphon）、自由门（Freegate）、动态网（Dynaweb）和蓝灯（Lantern）等等，还有一些付费的VPN服务诸如ViperVPN和影梭（Shadowsocks）。根据来自其中四款软件的数据——远非完整数据——显示2018年至少有2亿到3亿人曾经“翻墙”。取决于多少人会使用多种翻墙工具，实际翻墙的人数可能要比这个数字高很多。每一款软件服务的用户数量各有不同，从50万到超过900万，某一款工具可以提供的链接速度同样各有千秋。若干功能稳定的工具的使用量在2018有所增加，而其他一些工具则退出了市场。这一现象显示尽管有新的限制措施，人们对未经审查的信息的兴趣依然不减。有些案例显示，翻墙工具使用量的增加似乎与某些政治敏感度高但是遭到严格审查的实现相吻合，比如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捕或是台湾的地方选举。

尽管苹果公司从它的应用商店移除了VPN应用，适用于安卓和其他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依然在运行。软件开发者说，这种打压很可能对那些技术娴熟的用户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打压或许对包括中国境外的用户造成了一些安全担忧，因为很多容易获取的VPN服务都是有设在中国的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可能迫于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而向政府提供用户资料。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Google Play和苹果iTunes商店的搜索结果中，排名前30位的免费VPN中有17家与中国有正式链接，其中许多都存在隐私政策问题。

展望2019年，随着中国政府加强获取国内用户数据，并加强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论审查，对规避此类干扰的工具的需求可能会增长。开发人员和他们的资助者应该为这些趋势做好准备，并努力确保用户能够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规避技术。

Photo Credit: China Digital Times

2019年重要看点

监控更升级、打击更严厉：随着中国当局获得更加广泛的有关公民行为和通信的数据——无论是通过云服务、社交媒体，还是通过带有面部识别技术的摄像机——观察这些信息被用来识别和惩罚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的证据。其他潜在的发展趋势包括，2019年可能出现首例中国用户因存储在iCloud账户上的内容而入狱的案件，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持续扩张。

新疆地区镇压的变化或扩张：关注全球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大规模拘留和“再教育”的反应，包括可能对关键官员和企业实施的制裁，是否会导致中国政府改变政策。此外，要注意一些新的镇压手段或技术的例子，这些最初在新疆使用的手段或技术，正被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比如从2018年开始使用移动设备扫描仪等警察设备。

国际社会对北京扩张媒体影响力的反应：在2018年期间，世界各国的政府、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记者和公民，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深远的宣传、审查和监控项目能够影响他们国内政治、民主发展和国家主权的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2019年，关注这种认知如何转化为新的举措，以确保透明度，保护民主制度，并使媒体自由免受中共和中国官方媒体的秘密的、强制的或其他不当侵蚀。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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