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快報：2018年主要趨勢、北京的國際影響力、科技公司遭遇抵制（Issue 131, Traditional Chinese）

本期標題

本期分析：北京媒體管控全球化：2018年的主要趨勢

新聞報導：

• 對「川習會」的報導凸顯政府對有關中美貿易消息的管控
• 當局削弱網民發文能力，加強獲取使用者資料
• 政府打壓學生從事勞工維權活動和校園學術自由
• 與北京共舞的科技公司面臨抵制
• 香港：鉗制言論自由對藝術、文學活動以及書刊銷售商造成影響

重點反制​：VPN遭遇打壓後的翻牆工具

2019年看點

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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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分析：北京媒體管控全球化：2018年的主要趨勢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肯亞一家廣受歡迎的數位電視公司將中國國家電視頻道加進了它價格最為親民的節目套組，卻將其他國際新聞媒體拒之門外。葡萄牙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推出一個「中國時間」節目，其中包含了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內容。一名臺灣商人因為協助對中國持批判意見的廣播電臺而在泰國遭到逮捕。一家部分為中國所有的南非報紙突然取消了一個定期的專欄，因為其中有文章談到中國在新疆的鎮壓。

以上只不過是過去一年裡發生的幾個案例，顯示了中共日益增強的在世界各地發送其重點關切的宣傳和言論審查的能力，同時它還在國內繼續強化媒體和網路管控。

2018年的全球媒體攻勢包括以下五個主要趨勢：

1. 對外國媒體施加影響力手段更加咄咄逼人

北京在對外宣傳方面不加掩飾的野心在2018年展示無遺。中國當局把一種得心應手的戰術運用在了更加廣大的規模和領域——將中國國有媒體的內容植入外國新聞媒體，官方檔案將這種手段稱為「借船出海」。

今年7月《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針對海外中文媒體的中國官方媒體內容調查分析，發現與往年相比在2016至2017年期間，中國官方媒體與海外媒體簽署的協定數量出現激增，公佈的協定總數超過200份。而上周《衛報》發表了一份歷時五個月的調查報告，發現了《中國日報》以「中國觀察」的名義在超過30個國家的出版物中發佈社論式廣告增刊。這個調查還顯示，播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節目的廣播電臺從2015年的14個國家、33家電臺增長到今天的35個國家、58家電臺。

作為「一帶一路」計畫的一部分，北京在今年6月主辦了一個新聞記者論壇，參加者有來自47個國家的將近100家媒體的代表。活動主辦方，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中國記協」，後來受命為此論壇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秘書處，並為一個一帶一路記者聯盟起草規章。

居住在美國的民主倡議人士和中國媒體觀察者陳破空說，中國外交人員正在「更加積極地干涉」美國某些中文媒體的編輯決策，並且行為方式越發地「目空一切和咄咄逼人」。上文提到的《金融時報》調查報告發現，由於受到中國領事官員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海外中國社區的很多企業不願意在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媒體上刊登廣告。

2. 通過掌控媒體所有權和基礎設施擴大影響力

中國問題學者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曾經警告說，中共官員會從僅僅是「借船」轉而「買船」，也就是直接併購外國新聞媒體。事實上，中國國有企業和親共的企業大亨們一直試圖收購中國大陸之外的主流媒體公司。中國科技富豪和中共黨員馬雲在2015年底收購了香港的《南華早報》，隨後在2018年發生的幾起事件加強了人們對這一收購將降低報紙獨立性的擔憂，其中包括中國官員8月份不請自來出現在編輯部會議上。在南非，兩家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公司2013年收購了南非第二大媒體集團的20%的股份。這個集團在2018年突然撤銷了評論員阿薩德·艾薩的每週評論專欄，因為他之前寫了有關中國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文章。

中國公司一直在海外積極參與基礎設施和內容傳播系統的建設。這一點在非洲尤其明顯。中國電視傳播公司「四達時代」（StarTimes）已經成為非洲大陸電視傳播的關鍵角色，無論是類比信號還是數位信號電視。這家公司已經在30個國家累計擁有超過1000萬訂閱觀眾，並且贏得了決定觀眾能夠觀看哪些電視臺的權力。儘管是一家私營公司，四達時代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讓它受益匪淺，偶爾還能獲得政府補貼。這家公司似乎將中國國有媒體的電視頻道置於它提供的系列節目的優先位置，代價是犧牲了其他獨立國際新聞電視臺的位置。在肯亞、烏干達和奈及利亞，包含像BBC國際台等電視頻道的節目套組價格高於只有當地頻道和中國國有媒體頻道的基本套組。2018年，四達時代在迦納擴張業務的舉措遭遇了來自當地廣播電視協會的反對，人們擔心它將會影響觀眾對電視節目的選擇。

3. 技術日新月異，宣傳花樣翻新

中國主席習近平在他的演講中敦促宣傳幹部們「利用創新的宣傳手段」，而那些幹部們似乎已經在落實這些手段。例如，中國國有新聞媒體在社交媒體上變得非常活躍，而諷刺的是這些社交媒體在中國是遭到封鎖的。臉書在2018年尤其受到中國國有媒體的青睞。所有中國國有新聞媒體都有臉書帳戶，有些媒體甚至還根據不同的語言和地理位置管理多個主頁。

每一個主要帳戶都擁有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單單是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英文帳戶就擁有7100萬粉絲——是臉書上所有新聞媒體人數最多的粉絲群——其中4600萬是自2016年5月以來新增的。臉書上排名前10名的新聞媒體帳戶有3家是中國媒體。這個社交平臺上增長最快的5個主頁中有4個是屬於中國國有媒體：新華社、《環球時報》、中國環球電視網和《人民日報》。儘管這四家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以內容枯燥乏味而聞名，難免讓人懷疑這些帳戶的很多粉絲是假的。不過，這些媒體也在Facebook上頻繁投放廣告以期獲得全世界更多的真正粉絲。

絕大多數中國主要的國有媒體都提供英文版手機應用程式，並且有些媒體已經採取不同尋常的步驟去擴張他們的內容受眾。《中國日報》的手機應用程式在蘋果的應用商店給用戶提供瀏覽、點讚和分享文章的「積分」當作獎勵，這些積分隨後可以用來購買線上產品。

4. 操縱國外的政治和公眾討論

北京方面的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舉措長久以來一直聚焦於宣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同時壓制有關中國國內侵犯人權和宗教迫害事件的報導。但是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現在還試圖引導其他國家內部有關中國關係的討論，包括試圖在其他國家壓制針對中國活動的批評。

今年，澳洲華人針對兩家媒體公司發起誹謗訴訟，原因是這兩家公司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檢討中共在澳洲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政治家們對這些案例可能引起的寒蟬效應的關切。肯亞、南非和阿根廷的那些與中國建立了資金或其他合作關係的媒體集團，通常突出一些對中國在他們各自的國家和地區的活動非批評性的甚至是溜鬚拍馬的報導。

9月，印刷版的《得梅因紀事報》包括了一份《中國觀察》增刊，其內容比通常此類插頁更具針對性和政治化。7月，中國環球電視網發佈了一個兩分鐘的動畫視頻，內容有關雙邊貿易緊張關係對美國大豆產業的影響，並在結尾提出一個問題：「一旦選民們的荷包縮水，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最後還會支持川普和共和黨嗎？」。在臺灣，出現了若干起源自中國、損害臺灣政府聲譽的「假新聞」報導和篡改圖片的事例，這些報導和圖片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並且在過去兩年裡被一些電視新聞台所採用。儘管它們對上個月地方選舉的實際影響尚未明瞭，但是不得北京歡心的執政黨遭受了令人震驚的損失。

參與有關中國影響力公開討論的一些著名學者也受到了影響。9月，依賴中國數十億美元貸款的尚比亞官員驅逐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肯亞法學教授，這位教授原本計畫進行一次有關北京在非洲活動的演講。在紐西蘭，安-瑪麗·布萊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她一直批評中國在紐西蘭擴張影響力的行為。那些顯然是想迫使她噤聲的努力出現了尤其令人不安的轉變。她的家和辦公室遭受了幾次讓人疑竇叢生的入室盜竊，警方認為這些很可能是與她從事的工作有關。隨後在上個月，布萊迪發現有人改動了她汽車的刹車系統。

5. 按照中國的意圖重塑海外媒體市場

在北京擴大其對海外媒體的援助和投資過程中，它傾向於支持那些國有媒體而不是那些獨立的私營競爭者，這也反映了中國國內的媒體圖景。例如，中國政府在今年提供的援助提高了辛巴威國有電視臺的傳送能力，完成了奈及利亞北部卡杜納國有媒體公司的數位化改造、擴大了賴比瑞亞國有電臺的覆蓋範圍，改善了寮國國有電視臺的製作品質。

另外，儘管中國一直在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編輯和媒體官員提供培訓，但是最近兩年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擴大了網路媒體領域的受訓人員的數量。自由之家最新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的研究發現，在全球網路自由年度調查涵蓋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們已經 「為來自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新媒體或資訊管控方面的培訓和研討會。」

Credit: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High-res download)

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的作用和局限

中國政府每年在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攻勢方面花費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但是取得的實際成效依然參差不齊。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問卷調查，北京的努力在提升或維護中國和習近平個人的公共形象方面在發展中國家似乎相當有效。這些措施還降低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國內人權記錄和在海外與中國進行經濟政治交往的潛在風險的關注和審視。雖然很多因素能夠影響民意調查結果，但2016年對六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也發現，「在許多案例中，一個國家出現的中國媒體越多、獲取來自中國的相關媒體技術越多，公眾輿論對中國的好感在多個不同方面都會得到很大的提升。」

然而，北京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局限。世界各地的獨立新聞媒體時常出現讓中共感到不快的報導，比如今年有關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的報導。互聯網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得那些不親北京的新聞媒體——從《紐約時報》到《香港自由新聞》到新唐人電視臺——在中國境內外傳播他們自己的內容方面獲得了重要進展。同時，言論自由國家的眾多新聞記者和讀者依然對國家控制的新聞內容保持懷疑態度，而這正是中國國有媒體在向全球受眾傳達資訊時想方設法混淆資訊來源的真正原因。

在政策層面上，過去的一年已經成為認知中國的「大外宣」行為以及任由這些活動暢行無阻的潛在危險的分水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人士都已經開始對北京的媒體參與和投資活動進行更加嚴格審視。與此趨勢相應的是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之下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援助項目受到更廣泛的質疑，有些項目甚至遭到拒絕。

很多政府，包括一些民主國家政府，都會從事積極的公開外交活動，但是中共的方法常常是隱蔽的、強制性的，並且對於民主機制是有害的。更有甚者，中共還將很多用於干涉新聞報導和公開討論的伎倆應用在諸如教育、藝術和娛樂等領域。因此在2019年，民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做出更大的努力來保護自身——通過制定政策和立法增加透明度、懲治中國官員在國內的不當行為，並且使獨立媒體與來自中國的直接或間接壓力相隔離。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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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川習會的報導凸顯政府對有關中美貿易消息的管控

• 國有媒體編造「川習會」報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G20峰會之後，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2月1日舉行了會談。中國媒體對會談所達成的協議的報導充分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在正在進行中的美中貿易戰所採取的宣傳策略。儘管兩國都有一些媒體報導稱讚會談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然而中國媒體沒有提及一些顯然是雙方同意的具體事項——包括美國不增加新關稅的承諾的前提是雙方在90天之內達成一項更加全面的協議，不過卻強調了一些在白宮的正式聲明中沒有提及的其他一些細節。《金融時報》的報導認為，習近平實際上做出了了比川普大得多的讓步，但北京極力掩蓋這個事實。由「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翻譯的一份流傳出來的言論審查指示要求所有國內媒體遵從新華社有關川習會的報導。另外，北京美國駐華使館有關兩國協議一則微信貼文被部分封鎖。
• 2018年趨勢：11月13日《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解釋說，在川習會之前，中國言論審查機關就已經將他們的重點轉向管控貿易戰期間的商業和經濟報導。在整個2018年，有關當局一直積極地干預新聞報導來壓制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負面報導。自由之家在過去幾次中國遭遇嚴重經濟不穩定時已經注意到這一模式。同樣由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翻譯的流傳出來的幾條言論審查指示說明了這個現象：6月份發佈的一條指示詳細列出了有關中美貿易問題報導的指導方針；10月份的一條指示特別要求廣泛傳播幾篇有關中美關係的文章；而11月份的一條指示則要求在報導美國中期選舉時禁止引用外國媒體的內容，在這些內容裡目前的貿易糾紛是一個重要的辯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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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削弱網民發文能力，加強獲取使用者資料

• 自媒體面臨打壓，微信發佈運營多帳戶規則：11月12日，中國「網信辦」宣佈，自10月底以來有將近9800個社交媒體帳戶被關閉，原因是這些帳戶「傳播有害政治資訊，惡意篡改黨的歷史，誹謗英雄人物和損害國家形象。」這次清洗尤其針對騰訊微信和新浪微博上的「自媒體」帳戶。「自媒體」一詞是指發佈新聞和分析的獨立運作的社交媒體帳戶。在日趨收緊的媒體環境中，這些帳戶成為了有關社會和政治問題非官方媒體資訊的另類管道，雖然其中一些因為傳播不實資訊已經引起人們的關切。另外，11月16日，騰訊公司將一個公司或機構可以運營的官方帳戶數量從五個削減為兩個。
• 警方加強騷擾推特用戶並強制刪文：隨著國內的社交媒體平臺受到嚴格監控和審查，久經沙場的維權人士和批評者開始依靠美國的微博客服務推特來自由表達觀點和分享資訊。儘管推特在中國被正式封鎖，這些用戶還是利用翻牆工具登錄推特。年近歲末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安全部門開始迫使推特用戶刪除推文或退出這個社交平臺。首先曝光的引人注目的案例涉及到吳淦的帳戶。他因為網路維權活動正在獄中服他的8年刑期。11月11日，“改變中國”（China Change）網站的曹雅學女士說，她注意到一則來自吳淦帳戶的訊息，顯示吳淦使用「推文刪除」功能自動刪除了超過3萬條他的舊推文。在隨後的一篇文章中，曹雅學女士轉述了幾十位中國推特使用者——其中很多是記者、異見人士和知識份子——的貼文，講述他們如何由於在推特上發表的評論而受到員警的傳喚、被迫寫悔過書、被迫刪除他們的推文，並且要服從行政拘留甚至是刑事指控。那些有問題的帖子的發佈時間都在2018年9月之後。
• 針對網路動員活動的管理規定：11月15日，中國網信辦發佈了一個新的管理規定，要求所有提供「公眾輿論性質」服務的網路公司進行自我安全評估。新規定可以用來壓制任何社會動員活動。這個規定沒有給出可能受到影響的公司名稱，但是其模糊的描述說明一大批國內外公司將受到管制。這個規定要求網路公司保留使用者資訊的詳細記錄，包括真是姓名、IP位址和活動記錄。這個規定明確地將社交網路活動認定為政府的一種「安全風險」，在該政策出臺之前，包括#MeToo和正在進行的勞工維權浪潮等社會活動已經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贏得關注。
• 2018年趨勢：這一年的特徵是監控和社交媒體言論審查的穩步增強，以及人工智慧技術的作用在這兩個領域的擴大。中國在2月份宣佈修改憲法，允許習近平主席尋求第三個任期，隨後大量網路內容遭到刪除，大量相關搜索詞被視為敏感詞。4月份，有數百萬用戶的幽默手機應用程式「內涵段子」被關閉。3月份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微信利用人工智慧技術來鑒別和刪除圖片。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的監控工具能夠通過步態進行身份識別，而若干城市的警方已經部署了這種監控工具。隨著蘋果和印象筆記等公司執行了使用者資料當地語系化的規定、有關公安部門進入資料中心新規定的出臺、電動車加裝可以將位置信息發送給當局的定位器，政府獲取個人資料的能力在諸多方面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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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京共舞的科技公司面臨抵制

中共越來越善於吸引科技公司在網路管控技術的開發、實施和證明網路管控的合法性方面提供幫助，其中包括提供符合中共需要的專門針對中國市場的特殊版本產品。不過，最近幾個月出現的若干事例說明此類的合作是要付出代價的。

• 谷歌「蜻蜓」遭遇內部抵制：今年8月，谷歌公司打算在中國推出一個審查版搜尋引擎的長期計畫被曝光，這促使美國議員對此發起質詢，而很多谷歌員工也開始公開表示反對。11月底，一批谷歌員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公司放棄這一項目，員工們還保證如果其他雇員因這一問題進行罷工他們將出資支持。《華盛頓郵報》12月4日的一篇社論和來自國際人權組織的最新警告都給這個矽谷科技巨頭增加了壓力。事實上，在12月11日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皮采（Sundar Pichai）表示，公司「目前沒有在中國推出一款搜索應用程式的計畫」，但是他不排除未來會推出的可能。最近的新聞報導顯示，為了推進這一項目並將員工對項目的瞭解保持在最低限度，谷歌公司無視自己有關隱私和安全審查的流程。據報導，有些參與此專案的員工還受到威脅，如果他們違反保密規定就將丟掉工作。
• 更多國家警惕華為、中興的設備：與中國政府和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電信公司的國際擴張正面臨日益強大的抵制。12月初，日本媒體報導，由於擔心情報洩露和網路攻擊，日本政府打算修改採購規則以限制從華為和中興採購。在此之前，澳洲和紐西蘭已經出於國家安全考慮採取行動阻止華為提供5G移動技術。在英國，英國電信集團在12月5日宣佈，它將從現有的3G和4G基礎設施的核心設備中移除華為產品，除此之外還將擬建的5G網路中排除華為產品。在加拿大，一位高級情報官員對中國政府通過華為設備進行的間諜活動發出警告。12月1日，加拿大因美國有關方面的要求逮捕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她涉及一起華為公司違反對伊朗貿易制裁的案件。同時，11月14日發表的一份路透社調查報告還描述中興通訊在説明委內瑞拉國有電信公司Cantv實施「祖國卡」計畫方面扮演的角色。該項目將公民的身份證與投票和獲取公共服務等活動聯繫在一起。這一消息將使得中興通訊未來在其他地區的擴張遭遇更多來自民間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反對。
• 言論審查要求讓游戲迷們惱火：由於國際社會的反對，法國遊戲開發商「育碧軟體」（Ubisoft）撤銷了原定的「美學改變」——這個「改變」原本打算從中國版的熱門特種部隊遊戲《彩虹六號：圍城》中刪除血腥、色情內容以及賭博主題。上個月，這款遊戲的發佈平臺Steam宣佈發行一款中國特別版。這一舉動遭到很多中國遊戲玩家的反對。他們擔心這將導致一些他們熱衷的遊戲受到內容限制並導致目前可以登錄的Steam國際版在中國被遮罩。與此同時，在視頻遊戲行業的另外一個領域，一隻卡通熊經常成為中國言論審查機關的目標，因為網民們一直把這個可愛的形象比作中國主席習近平。這只熊在即將發佈的一款遊戲中又遭到遮罩。一家中國網站貼出了一些即將發佈的遊戲《王國之心3》的圖片，小熊維尼在這些圖片上被一個白色斑點模糊了。
• 2018年趨勢：這些事件表明，人們正在越來越意識到北京對私營公司的影響力正在影響到中國以外的安全和資訊環境。在另外一個引人關注的事例中，一些中國公司由於他們與新疆地區極端監控活動和宗教迫害的關聯而受到日益強大的國際壓力。華為首席財務官在加拿大被捕的背景正是前任美國司法部長傑夫·賽森斯（Jeff Sessions）在11月1日宣佈的一個範圍更廣的「中國計畫」。在其他各項要點之外，這項計畫尤其尋求更好地執行與中國影響力和經濟間諜活動有關的現有法律，這一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得很明顯:要求更多中國官方媒體機構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以及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以獲取美國技術的個人提起數項新指控。對中國科技巨頭的抵制並沒有阻止中共試圖對科技產業的掌控：中國在上個月再次主辦了世界互聯網大會，儘管日益增加的國際壓力或許使得出席會議的國際主要科技公司高管少於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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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壓學生從事勞工維權活動和校園學術自由

• 學生維權人士遭拘押：支持勞工權利的學生維權人士遭遇打壓已經導致幾所中國頂尖大學的很多學生和校友失蹤，其中很多人依然下落不明，很可能遭到了拘禁。第一輪拘捕發生在7月底，數十名學生維權人士和工人在一天淩晨的警方突襲中被逮捕，他們當時號召為深圳佳士工廠的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第二輪拘捕發生在11月份，當時有十幾名維權人士，包括北京大學校友，在一次明顯是幾個城市協同的警方突襲中被拘捕。這些在校學生和畢業生中很多人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從毛澤東思想中獲得鼓舞。有些人在大學校園裡被暴力拘捕，甚至一些旁觀者也遭遇了同樣的暴力行為。支持者們一直在利用社交網路傳播學生們遭受虐待的消息，並呼籲社會關注那些依然下落不明的學生們。一些貼文廣泛流傳並被“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翻譯成英文，其中包括目前被拘押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分子、北大畢業生岳昕有關她支持佳士工廠工人的一篇文章、兩篇介紹北大畢業生、女權活動人士孫敏的文章、一篇有關11月份拘捕行動中在北大校園被毆打的旁觀者記述。若干有關在人民大學校園裡針對學生維權人士類似暴力行為的記述，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了一段時間後便銷聲匿跡了。
• 康奈爾大學取消與人民大學的合作協定：10月份，由於關切學術自由受到限制以及最近支持低收入工人的中國學生受到打擊報復，康奈爾大學的產業與勞工關係學院終止了一個長達6年的與人民大學的聯合專案。在《外交政策》11月1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負責康奈爾大學這個聯合項目的伊萊·弗裡德曼教授介紹了過去五年中國學術自由狀況惡化的第一手經驗，並將這些變化與中共日益加強打壓公民社會的更廣泛的趨勢聯繫起來。考慮到不斷惡化的現實狀況及其對學術研究與交流品質的實際影響，弗裡德曼敦促其他國外大學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同行們的接觸。​
• 2018年趨勢：在2018年打壓學生維權人士之前，中共去年在中國高校師生中發起加強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運動。隨著這一運動在2018年的持續，學術討論的空間日漸萎縮，哪怕是針對以前不那麼敏感的話題，諸如勞工權益或經濟問題。對日常課堂言論的監督也日益加強，還鼓勵學生舉報教師的政治不正確言論，甚至有報導說在中學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在這一年，有若干名教授由於在課堂、網路或是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表達被認為是批評中共或中共政策的觀點而遭到懲處。在中外合資院校中工作的外籍教員也因為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不可接受的言論而感受到壓力，一些外國學者稱，與他們的中國同事交流時，嚴謹的學術討論空間明顯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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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波及藝術和文學活動以及圖書零售商

• 馬建被取消的文學座談會經過抗議後被恢復：作為今年香港國際文學節的一部分，流亡的中國小說家馬建受邀參加在「大館：傳統與藝術中心」舉辦的兩場座談會，這個場所有一家與香港政府有關聯的非營利性組織管理。馬建的新作《中國夢》諷刺了習近平時代的宣傳，在原定活動日期前幾天他被取消了邀請。這提高了人們長期以來對香港這個半自治地區未來言論自由和日益增強的自我審查的關切。另外一處可能的座談會替代場所也拒絕接待這位流亡作家，但是在不斷增長的國際反對聲浪中，大館撤銷了它的決定，馬建被允許在11月10日發表演講。不過，馬建在推特發文說香港的出版商已經拒絕出版他的新作，雖然他的作品在大陸被封禁，但是在香港還是第一次。
• 巴丟草畫展出於「安全考量」被取消：11月2日，旅居澳大利亞的中國政治漫畫家巴丟草的一場畫展被突然取消。這些畫展是香港自由新聞網站舉辦的「言論自由週」的一部分，在受到中國當局針對這位異見藝術家的威脅之後，畫展以「安全考量」為由被取消，儘管他原本計畫以虛擬方式而不是親自到場參加。這一事件被看做對這座城市言論自由限度的一個檢測。香港的言論自由在北京壓力之下遭到的侵蝕已經受到高度關注。
• 香港最後幾家禁書書店之一關門歇業：人民書店是位於銅鑼灣的一家小店，是香港所剩無幾的銷售遭到中共禁止的出版物的書店之一。這家書店在10月關門歇業。據信，來自政府的壓力是導致書店關門的原因。這只不過是這個曾經紅火的政治敏感書刊行業逐漸衰落的最新事態。此前五名香港書商和出版人在2015年曾經遭到大陸當局的非法拘禁。​
• 2018年趨勢：在過去十年，香港居民享有的相對自由——尤其在言論方面——已經由於北京方面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逐步下降。2018年，由於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經不是一個笑臉迎人的國際中心，國際媒體和非政府組織開始遷往臺灣。10月份，《金融時報》記者維克多·馬利特（Victor Mallet）更新簽證遭到香港官員拒絕更是凸顯了這個趨勢。儘管外國記者簽證遭拒在中國大陸司空見慣，馬利特則是香港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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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反制：VPN遭遇打壓後的「翻牆」工具

中共一直以來在與中國民眾玩一種貓鼠遊戲，民眾採用各種技術跳過所謂的「長城防火牆」，並在全球網路獲取未經審查的資訊。這種官民競賽在2017年愈演愈烈。中共對未註冊的VPN進行了新一輪封殺，包括迫使蘋果公司從它的應用商店下架數百款這樣的軟體、限制酒店客人使用VPN，並抓捕了幾名提供未註冊VPN服務的人士。儘管如此，這場運動並沒能完全成功地摧毀網民們規避網路封鎖的努力。

很多免費軟體——既有用於電腦的也有用於手機的——還繼續在運行，包括自由瀏覽（FreeBrowser）、無界瀏覽（Ultrasurf）、賽風（Psiphon）、自由門（Freegate）、動態網（Dynaweb）和藍燈（Lantern）等等，還有一些付費的VPN服務諸如ViperVPN和影梭（Shadowsocks）。根據來自其中四款軟體的資料——遠非完整資料——顯示2018年至少有2億到3億人曾經翻牆。取決於有多少人會使用多種翻牆工具，實際翻牆的人數可能要比這個數字高很多。每一款軟體服務的使用者數量各有不同，從50萬到超過900萬，某一款工具可以提供的連結速度同樣各有千秋。若干功能穩定的工具的使用量在2018有所增加，而其他一些工具則退出了市場。這一現象顯示儘管有新的限制措施，人們對未經審查的資訊的興趣依然不減。有些案例顯示，翻牆工具使用量的增加似乎與某些政治敏感度高但是遭到嚴格審查的實現相吻合，比如華為首席財務官被捕或是臺灣的地方選舉。

儘管蘋果公司從它的應用商店移除了VPN應用，適用於安卓和其他作業系統的應用軟體依然在運行。軟體發展者說，這種打壓很可能對那些技術嫺熟的用戶沒有太大影響。但是打壓或許對包括中國境外的用戶造成了一些安全擔憂，因為很多容易獲取的VPN服務都是有設在中國的公司提供，這些公司可能迫於來自當局的巨大壓力而向政府提供使用者資料。11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和英國Google Play和蘋果iTunes商店的搜索結果中，排名前30位的免費VPN中有17家與中國有正式連結，其中許多都存在隱私政策問題。

展望2019年，隨著中國政府加強獲取國內使用者資料，並加強對中國社交媒體平臺的言論審查，對規避此類干擾的工具的需求可能會增長。開發人員和他們的資助者應該為這些趨勢做好準備，並努力確保用戶能夠獲得安全和負擔得起的規避技術。

Photo Credit: China Digit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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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看點

監控更升級、打擊更嚴厲：隨著中國當局獲得更加廣泛的有關公民行為和通信的資料——無論是通過雲服務、社交媒體，還是通過帶有面部識別技術的攝影機——觀察這些資訊被用來識別和懲罰可能持不同意見的公民的證據。其他潛在的發展趨勢包括，2019年可能出現首例中國使用者因存儲在iCloud帳戶上的內容而入獄的案件，以及社會信用體系的持續擴張。

新疆地區鎮壓的變化或擴張：關注全球對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遭到大規模拘留和「再教育」的反應，包括可能對關鍵官員和企業實施的制裁，是否會導致中國政府改變政策。此外，要注意一些新的鎮壓手段或技術的例子。這些最初在新疆使用的手段或技術，正被推廣到中國其他地區，比如從2018年開始使用移動設備掃描器等員警設備。

國際社會對北京擴張媒體影響力的反應：在2018年期間，世界各國的政府、公民社會活動人士、記者和公民，對中國共產黨影響深遠的宣傳、審查和監控項目能夠影響他們國內政治、民主發展和國家主權的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2019年，關注這種認知如何轉化為新的舉措，以確保透明度、保護民主制度，並使媒體自由免受中共和中國官方媒體的秘密的、強制的或其他不當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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