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快報:回顧2017(Issue 125, Traditional Chinese)
本期看點:對走漏的審查指令的分析、2017年新聞和網路走向、逃過審查的重要新聞,以及香港數位媒體的影響。
年度圖片:沉淪的蘋果
流亡漫畫家變態辣椒2017年7月創作了這幅習近平畫像。當時傳出消息,美國科技巨頭蘋果公司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在它的中國應用程式商店下架了數十款VPN,進一步限制了使用者自由使用互聯網的能力。蘋果公司後來承認,它實際上撤下了超過600種VPN應用程式。蘋果公司還與一家中國國有公司合作將iCloud資料存儲在中國,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在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還談到和中國有共同的互聯網「開放」願景。不過,蘋果公司只不過是近來迫於壓力向中國政府低頭的若干外國公司之一,而代價是中國民眾的權利。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期標題
新聞報導:
- 《網路安全法》和各種網路法規生效
- 政府宣傳轉向新聞應用程式,調查性新聞報導持續減少
- 2017年逃過中國審查的重要新聞
- 香港:新的數位媒體抵消了部分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對異見人士的壓力
- 中國之外:中國政府加強全球審查機制,民主國家考量如何回應
本期分析:北京不想看到的2017年新聞報導
被披露的言論審查指令揭示中共心頭患,然而管控越嚴格心患更難除。
作者:薩拉·庫克 (Sarah Cook)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機構幾乎每天都要發佈詳細的指令,告訴新聞媒體、網站和社交媒體管理員是否和如何報導一些突發新聞,以及如何管理相關評論。儘管這些指令在技術上講屬於機密,但是過去若干年,有數百條這樣的指令被匿名的爆料人公諸於世,給觀察人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瞭解中共的資訊管控手段。
而人們擔心的是,隨著當局言論審查野心的逐步增長,這樣的披露將越來越罕見。
利用位於加州的非營利性網站中國數字時代搜集的檔案資料,自由之家對過去四年超過500條此類指令進行了分析。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否決性」指令,例如刪除某一篇文章、不得派遣記者報導某一事件,或是關閉某一網站的評論功能等等。而那些必須執行的「肯定性」指令都是為了宣傳黨的路線,尤其是轉發官方新聞媒體的報導文章。
自由之家對2017年指令的分析發現了以下五個重要特徵:
1. 指令披露的數量銳減:在2013-2014年,習近平主席剛剛上任之際,總共有314天指令在兩年內被披露。這一數字縮減到2015年的81條和2016年的95條。而在2017年,僅有43條這樣的指令被披露。《中國數字時代》創辦人蕭強說,這些數字的下降未必是反映了相關當局發佈的指令數量減少。相反,很多資料顯示披露這些指令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危險」。
導致爆料人面臨更大風險背後的相關因素——以及限制援引發佈指令的官方機構名稱的新趨勢——包括加強媒體工作人員的「編輯室控制」、降低網路通訊的匿名度,並且懲罰那些被認定與國外讀者分享機密資訊的記者和博客作者。
2. 爆料人與中共官員各有不同關注重點:由於被披露的指令大幅減少,因此更難從檔案中出現的某個新聞主題的頻率得出結論。一方面,通常指令針對的最新出現的新聞類別可以反映當局最為擔心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如中國數字時代的薩繆爾·韋德(Samuel Wade)在最近的一篇貼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被披露的指令可能僅僅反映了披露者自己的判斷,即哪些項目是有趣的或重要的,並值得為之冒險。
例如,2017年最為常見的類別是健康與安全:總共有15條指令限制新聞報導和網路討論的話題,包括環境污染、自然災害、虐待兒童、HIV醜聞和據稱的高鐵豆腐渣工程。而爆料者的重點關注使得媒體與言論審查類別的指令經常被曝光,因為那些新聞從業人員自然更關注這些話題。有總共6條指令,不是限制有關審查制度本身的報導,就是為了保護官方媒體的行為免遭批評——像官媒每年直播的春晚或是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
2017年另外兩個最為常見的類別是官方不當行為和外交事務,這更有可能是反映了中共領導人的關注重點。有六條指令限制對官方不當行為的報導,其中包括兩起政府工作人員之間的槍擊事件,以及一起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香港億萬富豪肖建華遭綁架事件。有5條指令限制有關外交事務的報導,其中包括中國與北韓、菲律賓和美國的關係。一個不尋常的事例是,有若干條指令專門針對有關於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報導,其中一條聲稱「不允許對川普的言行進行未經授權的批評」。
三條其他的指令針對有關中共或官員個人聲望的報導,包括對10月份召開的中共十九大的報導。這區區三條指令反映了相比2016年的下降趨勢,而在2016年被披露的指令中這一類別是最為常見的。同樣與2016年不同的是,沒有任何指令含有特別針對習近平個人聲望的指令,但是這或許是說明爆料者明白有關習近平個人消息的高度敏感性。
其餘的指令涉及像體育(這是以往未曾出現的新類別)、公民社會、群體事件、臺灣和經濟等議題。專門針對經濟問題的指令只有一條;而 2015年當中國股市遭遇重大挫折時,經濟類指令是名列第二的最常見類別。
3. 更加聚焦手機應用程式:2017年的言論審查指令顯示審查機關正努力將他們的指令範圍,從傳統媒體、網站和新聞門戶擴張到手機新聞應用程式和相關傳播方式。
相比過去幾年,更多指令特別將手機應用,還有些「自媒體」——指社交媒體上的公眾號——稱為實體,並希望在這些媒介上執行有關指令。有些指令甚至公開要求媒體管理者不得向手機使用者為有關報導發佈「推送通知」或新聞提醒。往年披露的指令中未曾出現「自媒體」和「推送通知」等術語。
這個新的言論審查重點是為了適應 手機應用程式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新聞來源,尤其對於眾多的中國年輕人而言。這同時也反映了言論審查機構在努力落實習近平的一貫要求,確保黨的管控能夠達至所有各種媒體。
4. 著重淡化處理「熱點事件」:徹底刪除敏感內容的另外一種特別常見的做法是——在得到分析的指令中有將近三分之一顯然屬於此類做法——指令編輯、門戶網站和其他言論管理人員將那些可能引起公眾強烈關注的事件淡化處理,對那些受關注度已經超越中共領導人容忍範圍的事件也要採取同樣措施。這些手段包括了通常的「不得炒作」指令、對某些特別內容進行查禁,以及對某些事件的處置下達高度具體的指令。
2017年1月被披露的一則有關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報導的指令要求「移動端嚴禁在首屏展示」。其他一些有關去年秋天上海一家幼稚園虐童事件的指令,要求相關資訊「必須撤至三屏以後」並且要「從首屏撤下」。相比其他言論審查手段,諸如在社交媒體刪除個人帖子,這種幕後操縱的方法能更加有效地扼殺事件報導,而且比較隱蔽和不容易引起公眾反感。
5. 限制使用來自官方媒體的內容:2017年最為令人吃驚的明顯趨勢之一是中國官方甚至對來自官方新聞媒體和得到政府強力支援的媒體內容的流傳都感到緊張。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17年4月一則有關批評政府的流亡大亨郭文貴的指令,要求各網站不得發佈有關新聞,「包括國內官方媒體的報導」。此外,還有至少5條指令刪除最初由「澎湃新聞」(The Paper)發佈的報導或相關內容。澎湃新聞是由政府資助的一家上海數位新聞媒體,創立這家媒體的目的是為了通過這樣一個自主的商業媒體為官方宣傳來爭取讀者。這些指令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便是與官方有密切聯繫的媒體也難以遵循審查機關不斷變化的紅線。
考慮到官方做出這些指令所投入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很值得問一問這些指令到底效果如何?
這些指令的執行常常可以從新聞報導的變化或通過對社交媒體言論審查的研究看出端倪。例如,根據來自「微博圈」(Weiboscope)2017年的資料——這是香港大學的一個研究項目,追蹤研究社交媒體平臺微博的言論審查——顯示刪帖和標定敏感詞的峰值與特定的言論審查命令相吻合,這些命令涉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保外就醫和在7月份逝世、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對幼稚園醜聞的公眾抗議以及11月份北京大規模驅逐外來務工人員。
然而,這些指令的內容反映了中共在打壓公眾特別關注的新聞報導時所面對的挑戰。一則帶有些微怒氣的指令禁止媒體分享有關郭文貴資訊,而這已經是針對同一個主題的第三條指令。這說明有些媒體對於這個本年度最熱門話題之一的言論審查指令執行不力。類似還有,11月份有關部門需要下達第二條指令禁止報導9月份爆發的幼稚園虐童醜聞,這顯示有關事件的報導沒有得到徹底壓制。
每年仍然有數十條指令繼續被披露的事實——尤其那些有關公共健康和安全新聞的——也說明在中共體制內依然有些人對於中共的言論審查措施極為不滿,並甘冒巨大的風險將其公之於眾。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專案主任,長篇調查報告《中國靈魂爭奪戰: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作者。Alexander Lin對本文提供了研究幫助。
《網路安全法》和各種網路法規生效
2017年,由於《網路安全法》和若干其他一些網路法規生效,中國「網信辦」(CAC)忙於闡釋和實施各種互聯網限制。事實上,對該機構網站的一份評論顯示,在過去兩年裡,該機構發佈了340份與網路監管相關的公告(2016年164份,2017年176份),平均幾乎每兩天發佈一次。
國內和國際公司都受到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的影響。8月份,網信辦對中國互聯網巨頭百度、騰訊和新浪執行了《網路安全法》,調查它們容許不良資訊,稱這些資訊損害了「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在外國公司中,蘋果公司因積極遵守新規定而引人注目。這些法規還加強了對個人使用者的審查和監視,例如要求他們相互監督。
2017年林林總總的新規則當中,下列幾條最具意義:
- 「管理」線上新聞:網信辦給各種線上新聞媒體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5月2日公佈,並於6月1日生效——去落實遵守《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條例》。從新聞門戶網站到「自媒體」,所有的新聞資訊提供者都必須獲得許可證,滿足嚴格的編輯條件,否則就會面臨巨額罰款和可能的刑事調查。線上新聞媒體被禁止接受外國資金,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援和對新聞活動的認可。這些規定按照政府媒體的要求改造網路媒體,同時將新聞管理的責任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轉移到網信辦。
- 打造「大蜂巢」:兩項關於用戶行為的規定在10月生效,實施實名註冊制和論壇管理規則。自10月1日起,用戶必須註冊他們的真實姓名,以便在社交媒體或論壇(BBS)論壇上發表評論;從10月8日起,服務提供者、群管理人員和個人用戶必須對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內容進行監管,並舉報違反規定的任何一方。中國媒體項目(China Media Project)的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將這些新規則稱為打造一個「大蜂巢」,讓每個用戶相互隔絕從而提高言論的一致性。
- 取締VPNs: 「工業和信息化部」於2017年啟動針對虛擬私人網路(VPNs)的「清理整治行動」,該行動將持續到2018年2月。7月和8月,一些VPN被從網上商店刪除。去年,蘋果公司從其中國應用程式商店中刪除了674個應用程式,其中包括許多VPN和RSS應用程式Inoreader。該行動阻斷了許多初創企業並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網民訪問所謂「長城防火牆」(Great Firewall)以外內容的能力,包括哪怕是出於職業需要。在2017年的最後幾個月,由於外國公司一直能夠使用自己訂製的VPN,打壓舉措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監管當局通過進行擾斷和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轉而使用政府認可的替代產品。
- 存儲使用者資料:《網路安全法》規定,外國公司必須將中國使用者的雲資料存儲在位於中國的伺服器上。為了滿足這一要求,蘋果公司在1月10日宣佈,iCloud資料將被轉移到由貴州省政府擁有的「雲上貴州」伺服器上。「按照法律規定」,蘋果公司和雲上貴州都可以訪問iCloud資料,包括照片和其他內容。中國iCloud用戶唯一的另一個選擇是在2月28日前刪除他們的帳戶。
政府宣傳轉向新聞應用程式,調查性新聞報導持續減少
2013年《南方週末》的抗議活動未能制止對這份報紙的新聞審查,黨國政府隨即加大力度迫使記者和商業性新聞機構進行自我審查和向宣傳機器轉變。像《澎湃新聞》(The Paper)這樣得到的政府補貼的媒體一直在蠶食其他更獨立的出版物,而互聯網法規則在擠壓網路媒體公司和博客作者。以下是2017年出現的與中國新聞相關的三大關鍵趨勢:
- 調查性新聞報導持續減少:據中山大學張志安教授和博士生曹豔輝合著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17年,中國只有175名調查記者,比2011年減少了58%。今年,一些新聞行業的領軍人物紛紛離職,其中包括《新京報》社長戴自更和主編王躍春。過去10年,有一段時間新聞記者經常通過在個人社交媒體帳戶上分享資訊,以規避正式新聞媒體的新聞審查。在2013年打壓微博「大V」和半私密的通訊應用程式微信(Wechat)興起之後,大量專業人士和公民記者創建了「自媒體」——專門的社交媒體帳戶,向訂戶傳播新聞,有時通過廣告籌集資金。現在,這條大道也在變窄。在紐約的博客作者和活動人士溫雲超說,社交媒體的新規則使得自媒體無法自我支撐。 「中國的一些新聞業者試圖利用社交媒體報導突發新聞,但網信辦的最新規定限制了這種可能性,」他告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就是說,中國的媒體從業人員在社交媒體(如微信公共帳號)上發佈資訊文章賺不到足夠的錢來維持他們的工作。」
- 新聞審查和金融挑戰公眾利益的故事:受歡迎的商業刊物《財新》被解除了為期2個月的禁令並開始重新在其網站上發佈消息,禁令是從2016年10月開始實施的,但2017年11月《財新》網站提高收費標準凸顯了其財政困難。「和其他傳統媒體一樣,《財新》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南方週末》前記者、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生方克成(音)說。由於《財新》關注商業報導,他理解提高付費標準背後的邏輯,但他警告說,這將切斷公眾對政治報導的關注。「據我所知,財新網的公共事務記者對於提高收費標準感到非常擔心,」方說。在中國,因言論審查以及新聞門戶網站和其他新聞聚合類媒體必須附和官方媒體的實際境況,那些因較強批評性和調查性報導而聞名的商業媒體正在失去盈利能力。
- 智慧手機新聞應用程式越來越受歡迎,黨國也在尋求影響力:當新聞內容製作人員苦苦掙扎的時候,新聞聚合應用程式「今日頭條」卻正在享受爆炸式的增長。該應用程式於2017年新增4000萬用戶,總用戶數達到1.2億。母公司北京位元組跳動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估值為200億美元。「今日頭條」並不是一家新聞企業:由薪酬豐厚的工程師運營,它從其他媒體網站轉載內容,並為博客作者提供一個平臺,讓他們分享和貨幣化他們的文章,利用演算法來根據使用者的興趣為他們提供量身定制的內容,並時常在一大堆無關緊要的內容裡放上少許政府查禁的新聞。不過,麻煩總是和成功相伴。該公司正面臨幾家線上媒體和省級報紙的訴訟,他們聲稱「今日頭條」沒有權利免費分享他們的內容。此外,由於「今日頭條」多次分享非法內容,政府已經對其進行懲罰。據方克成介紹,「今日頭條」和其他類似應用程式被要求使用「超級演算法」,將有關習近平主席報導置入向所有人提供的內容,包括將習近平的最新宣傳主題「新時代」作為一個單獨新聞版塊。
2017年逃過中國審查的重要新聞
2017年,對中國一些最重要新聞報導的嚴厲的新聞審查,限制了中國公眾獲取一些重大事件資訊的能力,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逝世和流亡大亨郭文貴對中共高層領導的指控等等,本期的專題分析提到的這個問題,而香港大學「微博圈」(Weiboscope)項目跟蹤監控到的新浪微博刪帖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審查制度的作用是限制討論或表達對國家媒體廣泛報導的話題的批評意見,比如10月的中共「十九大」。
儘管中國深挖真相的記者們面臨著嚴厲的言論審查和挑戰,但勇敢無畏的記者們仍然努力讓強大的公司和官員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些關於社會問題的報導打破了重重阻礙,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百度搜尋引擎在一份年度報告中列出的十大「社會新聞故事」(英文版見SupChina網站)中,有五篇是調查報告的結果,並被國際非盈利組織全球調查記者網路(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Network)評為年度最佳。
- 追債人被殺:山東一名年輕男子因殺死一名騷擾和恐嚇其母親的追債人被判處5年徒刑。這名男子最初被判處終身監禁,但由於記者報導了這一事件,並詳細描述了該地區的討債黑幕,激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他最終獲得減刑。
- 保姆縱火:杭州的一名保姆放火燒毀了她的客戶的公寓,殺死了母親和她的三個孩子。進一步的報導暴露了在執行防火安全和就業法規方面的嚴重缺陷。
- 上海幼兒園虐童事件:被披露的視頻資料顯示旅遊機構攜程的幼稚園工作人員把一個年輕女孩推到地上,強迫一個小男孩吃芥末和其他殘忍行為。審查該公司背景的記者曝光這家幼稚園試圖逃避有關幼稚園審核登記的法規。
- 北京幼稚園虐童事件:家長們聲稱他們的孩子在一個由上市公司「紅黃藍教育」經營的幼稚園裡被猥褻和強制餵食。新聞機構調查了該公司的擁有者和過去的虐待指控,直到當局壓制事件的報導。
- 李文星之死:剛剛大學畢業的李文星通過「BOSS直聘」求職軟體身陷求職傳銷騙局,後被發現死於天津市。在同一天,一名陷入類似騙局的年輕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幾家新聞媒體報導了該地區的傳銷騙局團夥,隨後警方逮捕了數十人。
其餘被「全球調查記者網路」突出強調的8起案例涉及對弱勢個體的虐待和漠視、養老金欺詐和無良商業騙局,以及不安全的採礦作業對健康的影響。一些報導促使當局調查和懲罰濫用權力的機構。例如,由於《新京報》報導一名患有自閉症的少年在托養期間喪生,廣東韶關涉事托養所遭到關閉;中國證監會指控一家製藥公司將填料加入藥品中;一家遊戲成癮症戒除中心因被曝體罰兒童而遭到停業並接受調查。
香港:新的數位媒體抵消了部分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對異見人士的壓力
過去一年,香港的各種不同意見都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大陸對某些媒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一些英語和中文非營利性數位新聞媒體的崛起,使其覆蓋範圍變得多樣化,並間接地挑戰主流媒體,以避免公開的自我審查。
- 對不同意見的壓力增加,尤其針對地方主義運動:在親北京的候選人林鄭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之前,民間社會和政治活動人士就已然遭遇新的挫折。各方聯合的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年度示威遊行中就遭遇了阻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訪港之前,抗議人士遭拘捕,抗議標語被查禁。8月份,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等人因領導2014年的雨傘運動而被判處6到8個月不等的刑期,儘管他們提起上訴,且從他們被定罪後,他們已經數度出入監獄。(黃之鋒於2018年1月17日被判入獄,但在23日被保釋出獄。)在這一學年裡,大學校園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戰場,大陸和香港的學生競相在所謂的民主牆和其他公共場所主導政治演講。不過,也有一些亮點:2014年被中國當局綁架的五名書商之一林榮基計畫在臺灣重啟他的書店;2016年被迫關閉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紀念館,在一個新的地點重新開放。
- 大陸投資和內容湧入傳統媒體:2016年初,中國大陸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收購了《南華早報》,似乎使人們開始擔心《南華早報》的編輯獨立性已逐漸式微,而這似乎已經開啟了一種趨勢。在2017年,《蘋果日報》(Apple Daily)將旗下雜誌《壹週刊》賣給了一位私人投資者,導致人們猜測這份雜誌隨心所欲的政治報導可能會受到影響。9月4日,香港電臺(RTHK)以國營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香港版節目取代了它的BBC國際頻道24小時廣播節目。儘管對中國媒體大亨李瑞剛投資無綫電視(TVB)存在爭議,但法院最終還是允許他增持股份,而他也在10月17日成為該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董事會副主席。香港記者協會(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年度報告顯示,到2017年底,26個主流媒體中有9家在中國大陸的控制之下或受到影響。
- 數位媒體影響力增加並獲得認可:數位媒體初創企業顯然給陷入困境的新聞行業和新聞消費者帶來了希望。在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發現記者和公眾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兩年內第一次有所改善。香港新聞自由 (Hong Kong Free Press)聯合創始人兼總編輯湯姆·格蘭迪(Tom Grundy)在接受國際新聞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採訪時表示,網路新媒體的出現是「一種未被充分報導的、更積極的事件,來自於雨傘運動的抗議活動。」「香港新聞自由」和「傳真社」(FactWire)成立於2015年,眾新聞(Citizen News)網站於2017年上線。許多數位媒體都是非營利的,消除了對收購將削弱編輯獨立性的擔憂。9月19日,政府宣佈允許線上媒體記者參加官方新聞發佈會,這一長期政策的改變是堅持不懈的倡議活動的結果。格蘭迪(Grundy)說,自去年11月以來,「香港新聞自由」的記者確實能夠參加政府活動,並向政府官員提出問題,儘管相關的法律條例尚未公佈。然而,他和其他新的數位媒體面臨著財務上的挑戰。許多人靠眾籌生存,但這種方法的可持續性仍不確定。今年4月,獲獎的營利性機構「端傳媒」(The Initium)在90名員工中裁掉了70名,但未能獲得足夠的投資,他們轉而求助於付費訂閱。
中國之外:中國政府加強全球審查機制,民主國家考量如何回應
- 加大對學術審查的壓力:中國共產黨在利用各種手段強迫外國公司和機構進行自我審查方面經驗豐富,但在2017年,尤其是在學術領域,中共的手段更為公開和咄咄逼人。8月18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不通知編輯人員的情況下,從中國網站上刪除了《中國季刊》的315篇文章。它笨拙的審查是基於政治敏感的關鍵字,過濾掉一些相當無害的內容,同時讓其他真正敏感的材料通過了審查。在國際社會的一片譁然之後,僅三天后,該機構就改變了方向。但在去年11月,另外一個學術機構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對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稱該公司決定為中國用戶刪除1000篇文章表示不以為然,並表示「只有百分之一」的內容是無法訪問的。美國賽奇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11月21日披露,如果他們繼續拒絕接受中國政府言論審查,中國政府可能會迫使該公司完全退出中國。北京方面也試圖壓制數位領域之外的言論。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邀請達賴喇嘛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之後,中國外交官敦促學校撤銷邀請,而一些直言不諱的中國學生和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警告說,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將會毀掉我們的快樂」。大學最終沒有做出讓步。
- 全球影響:過去一年,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中國政府審查制度的影響。在北美,華文媒體尤其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影響,因為中國官員培養了合作夥伴,而中國國有媒體成為這些華文媒體的持股人。一名華裔加拿大記者由於試圖為劉曉波發表訃告而遭到報社免職。去年1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在脆弱的民主國家都使用了「銳實力」(Sharp power)手段來操縱和分散注意力。《中國日報》(China Daily)副刊《中國觀察》(China Watch)已經設法進入了幾家阿根廷報紙(這份副刊長久以來一直被塞進《華盛頓郵報》),而拉丁美洲的新聞記者則被帶到中國免費遊覽,以鼓勵他們做出對中國有利的報導。在波蘭,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6年到訪之後,在華沙機場一直可以獲取《習近平論治國理政》一書。中國電視發行公司四達時代集團(StarTimes Group)在30個非洲國家已經贏得了1000萬用戶。中國除了施加直接影響和與外國媒體合作的舉措之外,它還為那些尋求壓制言論自由的威權政府樹立了榜樣。「越南正在複製中國使用的策略,」自由之家的瑪德琳·厄普(Madeline Earp)說,「這為該地區定下了令人不安的基調。」在馬尼拉,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他的政府似乎是複製了中國的劇本。2018年1月15日,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吊銷了Rappler新聞網的營業許可,聲稱該新聞網站接受美國歐米迪亞網路(Omidyar)的捐贈,違反了對外國媒體所有權的限制。澳大利亞出版商艾倫與昂溫出版社(Allen & Unwin)推遲了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無聲入侵:中國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版,這也無意間凸顯了漢密爾頓作品所傳達的訊息的緊迫性。
- 遭遇政策阻力:和中國影響力日益增長將影響國家安全有關的擔憂,過去的一年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儘管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全面的回應可能會引發反華仇外情緒,但政策已經根據提議得到調整,以應對北京方面的有害活動,並堵住現有的漏洞,同時保護當地華人居民和來訪學生的權利。澳洲總理麥肯·譚保(Malcolm Turnbull)的政府以美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為範本,起草了《外國干涉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澳大利亞智庫「中國問題」( China Matters)敦促各主要大學共同努力,幫助中國學生融入當地社會,同時支持校園言論自由。政治科學家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呼籲警惕中共統戰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代表的「神奇武器」,該部門負責監管各種拉攏和影響外國政府和社團的活動。她警告說,她的祖國紐西蘭是中共黨國體制全球策略的試驗場,並呼籲其他國家採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維護民主和自由。布萊迪發表了一份關於她的調查結果的報告。正在此報告發表之前,媒體曝出紐西蘭議員楊健曾在中國的「間諜學校」受訓,並曾在軍事學院任教。與此同時,美國在經過徹底調查後,美國全國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對遍及全美高等院校的有中國政府資助的 孔子學院進行徹底調查後明確表示:「我們建議所有大學關閉孔子學院。」
本期良心犯:綜述2017
過去一整年,很多中國公民和一些外國人遭到中國政府的逮捕和拘禁,原因是和平表達他們的觀點或分享被中共視為不受歡迎和政治敏感的資訊。截至12月中旬,「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統計共有41名記者、博客作者和線上活動人士在中國被拘留,這一數字在全球排名第二。
但即使這個數字也無法充分反映究竟有多少人因行使言論自由權或的個人保管範圍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或獲取資訊而受到拘禁,因為很多遭到拘禁的人只是因為從事了一些不那麼正式的活動,比如印刷傳單,創作歌曲,從被封鎖的網站下載內容或分享VPN技術,而那些遭到迫害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團體成員的數字更是無從獲悉。此外,2017年即將結束的時刻,還出現了若干針對維權人士的新判決。
以下案例沒有包括在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名單裡:
- 吳淦,博客作者,在被拘押兩年之後,在耶誕節的第二天被天津一家法院判處8年有期徒刑。吳淦被判「顛覆國家政權」,因為他「利用資訊網路」來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宣導人權。
- 廣西的技術專家吳向陽被判處5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未獲政府許可的情況下,銷售用於登錄被封鎖網站的VPN服務。
- 今年6月,兩名西藏僧人更登朱巴(Gedun Dragpa)和洛桑喜饒(Lobsang Sherab)分別被判處4年和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將資訊傳遞到西藏境外。
- 今年7月,來自四川省的一位名叫嘉央洛卓(Jamyang Lodroe)的西藏僧人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顯然是由於他寫了一篇政治敏感的文章,並在微信上分享。
- 陝西婦女楊蓉,在3月被判處一年半有期徒刑,因為據報導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和被禁止的修煉團體法輪功相關的照片,並且經常散佈有關該團體及其遭受迫害的資訊。
- 今年5月,維吾爾穆斯林學者赫比布拉·吐赫提(Hebibulla Tohti)在新疆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含混不清的「非法宗教活動」。國際觀察人士認為,對他的監禁是對「非暴力學術自由運動」的報復,包括他的一篇強調維吾爾文化的論文。
這一年也因虐待言論自由活動人士而受到關注,他們遭到拘禁,有時甚至因此死於非命。許多律師因在網上或外國媒體上分享他們的案件的資訊而被拘留。據報導,他們遭受了酷刑折磨,甚至其中一些人最終精神崩潰。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被拘留者得不到適當的醫療。除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被拖延的保外就醫而辭世,作家楊天水(本名楊同彥)曾因寫作文章被以「顛覆罪」被判入獄12年,在獲得保外就醫後僅幾個月因腦癌在11月份去世。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國當局依然在繼續努力壓制那些可能持不同政見的人。1月19日,律師余文生在網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憲法改革,僅僅不到在48小時便遭到拘捕。幾天後,在一個特別厚顏無恥的舉動中,10名便衣員警綁架了香港書商和瑞典公民桂敏海,當時兩名瑞典外交官正陪同他前往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館進行體檢,此事立即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
2018年關注重點
網路安全執法:關注實施2017年6月生效的《網路安全法》的更多規定;關注更多的外國公司效仿蘋果在中國境內存儲使用者資料;關注對以前可能不受懲罰的行為的新訴訟。
監控之國的擴張:關注監控技術的新進展(特別是人臉識別、語音辨識和人工智慧的應用);關注為建立全面社會信用體系採取的步驟;關注已經在新疆地區應用程式的監控方法向中國其他地區的推廣。
「中國模式」的推廣和對「銳實力」的反制: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發表講話後,關注中國如何更積極地將中國的治理模式——包括其資訊控制手段——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以及其他政權可能採納其中的哪些策略。同時,也要關注民主國家將採取哪些新政策措施,以增加中共在各國境內活動的可追責度和透明度,包括那些涉及對外宣傳和言論審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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