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期：2026年7月至9月

要点

• 本季度发生948起抗议事件。异言网在2026年第三季度共记录了942起抗议事件，与前一季度相比有所增加，但相较2025年同期则下降了33%。此降幅源自异言网在上一季所描述的政府审查力度加大的后续影响，因此可能无法反映现实中抗议活动的实际变化。2026年第三季度，工人发起的抗议事件占比最高（44%），其次是业主（27%）和村民（9%）。其余抗议事件由小商户、消费者、家长、学生、投资者、访民和活动人士等群体发起。广东是本季度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13%），其次是河南、陕西、河北和山东。自2022年6月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异言网已累计记录了16,845起抗议事件。
• 超过1,100起涉及土地征收及强制搬迁的抗议事件。中国地方政府长期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来收取税收，过程中常涉及贪腐、缺乏透明度、不公的协商与补偿，因而经常引发抗议事件，其中又以农村村民发起的抗议为大宗。异言网的分析显示这类型的抗议事件在近年有增加的趋势。
• 经济复苏不均衡导致工人工资遭拖欠，讨薪抗议提前出现。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加上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均，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及其承包商资金紧张。这种资金压力沿着付款链向下传导至工人，导致频繁的欠薪事件。异言网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经常发生在建筑工地和沿海地区工厂的讨薪抗议，在今年可能会更早出现，抗议者采取的行动方式也更为激进。
• 许多抗议者反复参与抗议活动。 异言网已记录至少1,359起与其他抗议事件存在关联的案例。这一新发现显示，在中国，同一批群众因不满或权益受损而多次发起抗议的情况并不少见。分析还显示，与其他群体相比，村民和金融机构客户更有可能反复参与抗议活动。

专栏分析

漫长的抗争：反对土地征收与强制搬迁

强征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长期高度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约占地方政府岁入的30%至6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负债状况也十分严峻，截至2025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达地方政府地区生产总值（GDP）的 90%。过度依赖土地税收导致大量的土地征收及搬迁问题且大多数受害者为农村村民。土地征收过程中又常涉及贪腐、缺乏透明度及不公的协商与补偿。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或政治责任的政治系统中，更易产生争议进而引发民众抗议。

累计超过1,100起相关抗议事件。从2022年6月起，异言网已记录643起涉及土地征收的抗议事件，大部分是农村村民或城市居民要求地方政府取消土地征收计划。另外还有503起涉及强制搬迁的抗议，并可再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居民在拆迁现场阻挠拆除工程；另一是涉及搬迁后的安置协议。后者较为复杂，其中牵涉不同议题，包括要求政府落实提供安置房的承诺与搬迁补偿，还有对于安置房状况的不满。在这1,146起抗议案件中，有半数（558起）牵涉不同程度的压迫，比例高于资料库中其他类型的抗议事件。

土地掠夺导致难以平息的争议。地方政府强征居民房屋或土地的争议常与补偿金额过低或未支付补偿有关，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经常持续数年。异言网资料库1,146起案件中，至少有18起案件居民在他们的房屋遭拆除后，持续进行长达5年以上的抗议，诉求多为要求政府提供安置房或补偿。其中至少有10起案件居民已持续抗议超过10年的时间。最为漫长的一起争议则是地方政府为了建造广州大学城而拆毁居民的房屋，拆迁户20年来持续抗议，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安置房及补偿。

为了公共利益挺身抗议。尽管异言网资料库中大多数涉及强征的抗议事件都与私人财产或集体所有土地有关，不过当中至少有10起抗议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其中有6起案件是关于维护宗教信仰，抗议清真寺圆顶或道教庙宇遭拆除；2起涉及抗议宗祠遭拆除；另2起是为了维护村庄里的文化厅。虽然案件数量较少，不过大部分案件都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以2025年12月广西的案件为例，村民为了抵抗地方政府强拆龙福宫，与前来镇压的100名持有盾牌及警棍的武装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涉及土地征收及强制搬迁的抗议有上升的趋势。除了在人口相对稠密的省份如广东、河北、陕西及河南都记录到较多与土地征收或强制搬迁相关的抗议事件，异言网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也都记录到相关的抗议事件，显示此类抗议具有广泛的地域分布。土地征收或强制搬迁相关的抗议事件在近年也更频繁发生，从2023年至2025年已上升5倍。这或许是因为民众对萧条经济的不满加剧，或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为了收取税收而扩大土地强征或减少补偿。尽管2026年大部分的时间网络审查力度加强，截至9月底异言网仍记录267起相关抗议事件，超越了2024年同期统计。

经济复苏不均，欠薪劳工的抗议提前升温

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加上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均，已耗尽房地产开发商及其承建商的现金。这一压力正沿着付款链条层层向下传导，最终落到劳工身上，使他们无法领到应得的工资。异言网第三季度数据显示，常见于建筑工地和沿海工厂的欠薪抗议，今年比往年出现得更早，采取的抗议手段也更为激烈。

年度欠薪抗议周期可能提前到来。异言网数据显示，劳工因欠薪而发起的抗议每逢春节前都会上升，并在节后回落（其他研究也有发现此季节性规律），且该升势通常始于第四季度。然而，本季异言网数据显示这一周期性升势似乎提前出现：今年第三季度劳工抗议占全部线下事件的45.2%（去年同期仅为38.2%），且劳工抗议的占比从7月的28%急升至8月的58%，高于2024年和2025年第三季度的任何一个月份。

建筑工地的抗议呈现中国经济的承压点。在本季度的劳工抗议中，建筑工地工人的抗议占52.8%，远高于中国经济普查中建筑业占非农就业人口的比例（10%），且在湖北省、陕西省和贵州省尤为突出。抗议之所以集中于建筑工地，除了可能肇因于中国建筑业长期将工资支付责任层层向下转嫁的分包制度，也可能反映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危机，已削弱了开发商向分包建筑工人支付工资的能力。

同一批国企屡成抗议对象。国企传统上被视为相对可靠的雇主，但自2025年以来，针对建筑业国企的欠薪抗议数量明显偏高。在本季度的建筑工地抗议中，有38.1%与国企有关，涉及15个具名国企集团旗下43个不同单位。这43个单位中，有23个（53.5%）在过去一年内至少被抗议过一次。至于本年度，中国建筑集团（中建）是最常被抗议的对象（85起），其中中建二局、三局和四局遭遇的抗议数量都是名列前茅。然而，二局和四局的营收都不到三局的一半，相对其规模，抗议明显偏多。这可能源于两局的财务状况较差。二局和四局过去都曾承建融创、万达、恒大等陷入困境的大型开发商项目，例如中建二局于2025年底针对万达欠款计提了9亿元人民币坏账准备1；中建四局2024年的信用减值损失也达22亿元，约为其当年税前利润的四倍。这些财务压力可能使其更难收回工程款，也更难保有足够现金支付劳工工资。

沿海工业重镇的工厂抗议较为突出。虽然2026年第三季度记录的劳工抗议中，工厂抗议仅占24.5%，但在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四省，这一占比更高，可见不只是建筑业，制造业也有特定的经济承压点。其中，浙江尤为突出：该省30起劳工抗议中有16起（53.3%）涉及工厂，高于去年同期的36.8%；这16起事件中，至少10起发生在鞋类、服装或家具等轻工业工厂。这些纠纷显示，尽管整体制造业指标已有小幅改善，在经济复苏不均的格局下，当地轻工业仍可能面临较大压力。2

威胁跳楼的抗议在民营建筑工地愈发常见。2026年第三季度的劳工抗议方式中，最为常见的是在工地或路边聚集（45.8%），其次是占据营业场所或堵路、堵门（28.8%）。此外，异言网此前也曾报道过一种极具冲击性的抗议方式：威胁跳楼。虽然威胁跳楼在本季度中占比很小（2.4%），但异言网分析显示，过去三年来（以第一至第三季度平均值计算），民营建筑工地使用这一极端抗争手段的情况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出民营开发商乃至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处境持续恶化：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同比降幅已从2024年全年的10.6%扩大至2026年1月至8月的19.9%。3面对层层分包，劳工可能难以确认究竟应由谁负责支付工资。因此，每当春节或开学季带来紧迫开支时，部分劳工可能以跳楼相威胁，借此吸引关注并加大追讨欠薪的压力。

• 1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报告：中建二局（2026年），第8、11页；中建四局（2023年），第9页；中建四局（2025年），第12–13页。中建四局2024年的损失也反映了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低迷，而不仅限于上述开发商。

• 2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8月和9月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温和回暖，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由8月的49.8升至9月的50.1。

• 3

  The figures are year-on-year changes for their specified periods, rather than a cumulative decline from 2024.

值得注意的是，威胁跳楼的上升趋势仅见于民营建筑工地。在与国企有关的工地上，抗议劳工更常采用聚集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较少采用威胁跳楼和集体上访的事件。这一模式与先前其他研究的发现一致：公共部门的抗议更多采用非暴力手段，警方的处置也较为宽容。国企劳工可能认为，采取威胁跳楼等曝光度更高的手段风险较大，或认为不必冒险也能达成自身诉求。

看数据

许多抗议者反复参与抗议活动

在异言网迄今记录的16,845起抗议事件中，至少有1,359起属于反复抗议（一件抗议与数据库中至少另一起事件存在关联）。这些事件既包括针对相同对象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的抗议（例如同一周内），也包括因纠纷长期未得到解决而在数月内多次发生的抗议。尽管关联事件的实际数量无疑被低估，但这一新发现表明：在中国，同一群体因不满或权益受损而多次发起抗议的情况并不算罕见。这也进一步凸显，尽管中国的威权政府长期以来将压制公众抗议和集体行动作为施政重点，中国民众依然展现出不屈服的抗争精神。

异言网的分析显示，在反复性抗议事件中，20.6%由村民发起，这一比例是村民在整个数据库中抗议事件占比的两倍以上。此外，投资者和银行客户发起的反复抗议事件占比，更是这两个群体在整个数据库中占比的三倍以上。这些群体的抗议通常源于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纠纷，因此更容易反复发生抗议活动。正如本报告前文所述，村民的抗议多与土地纠纷有关。土地征收从规划、实施到补偿，经常历时数年，容易引发旷日持久的冲突。另一方面，投资者或银行客户的抗议往往涉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所造成的巨额资金损失，这不仅增强了相关投资者和客户发起抗议的动机，也降低了企业或政府全面满足其诉求的可能性，从而使纠纷时间拉长。

相对于金融机构客户，村民发起的抗议存在两个主要区别。首先，村民的抗议事件数量是金融机构客户的五倍，而且近年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其次，异言网此前的分析显示，与其他群体相比，村民的抗议更倾向于针对地方政府，也更常涉及对腐败行为的指控或质疑。这可能导致村民抗议具有持续性较强、矛头更指向政府的特点，可能解释了为何村民的抗议遭镇压的比例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