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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dia Bulletin 129 - September 2018

中国媒体快报: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强权、娱乐业遭遇打压、南非的新闻审查(Issue 129, Simplifi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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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科技公司如何助长中国的网络强权、最新因言论自由而被关押及拘留案件,以及美国是如何回应共产党越来越全球化的言论审查和宣传(触手已达南非和墨西哥)。

小熊维尼再遭禁

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微博用户贴出了这张8月7日BBC文章的截图以及这条英文评论“No reason has been given for the decision”(这个决定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篇文章是关于中国电影审查机构拒绝批准好莱坞新片《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在中国上映。很多观察人士怀疑将中国主席习近平比作小熊维尼的网络恶搞而产生的政治敏感性是其中一个因素。这则帖子被转发了1573次,刚过一个小时便遭到删除。这使得这则帖子成为过去两个月被删除最快的帖子。图片来源:微博圈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 科技公司助长中国的网络强权

新闻报道:

  • 同样祸从口出,处罚各有千秋
  • 有关娱乐行业和演艺明星面临审查压力
  • 审查与监控:打击谣言、删除新闻、扫描手机、谷歌蜻蜓
  • 香港:记者面临诽谤指控、在中国遭遇袭击、编辑工作受干预
  • 中国之外:全球文宣大总管、南非报纸撤专栏、墨西哥电台易主、孔子学院遭反制

重点反制:曝光新疆大规模拘禁

未来看点

行动起来!


本期分析:科技公司助长中国的网络强权

自愿或强制的合作利弊双存​。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多伦多公民实验室的研究表明,这张经过PS的中国主席习近平举着一把黄伞——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标志——的照片,是腾讯微信通过黑名单或人工智能彻底清除的几张图片之一。

去年秋天,随着从国内言论审查到国际网络管制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宣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网络强国”。迄今,中共政权在中外科技公司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这些收获并非没有代价。这些代价不仅是在人权和网络自由方面,还包括那些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的利益和声誉。

高科技审查与监控

中国政府技术创新的某些方面明显有益于公众。比如,今年8月国有的中国联通公司在北京成功启动并测试了它的第一个5G移动网络,并计划明年夏天在全市推广。

而其他一些进展则让人心生疑虑。加拿大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在8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移动应用微信采用了两种图像审查技术:一种工具可以过滤含有敏感文字的图像,而另外一种可以屏蔽与已经在黑名单上的文字有视觉相似度的图片。社交媒体用户一直以来用发布图片来规避对文字内容的审查,而这些新技术将填补这一漏洞。

微信的母公司腾讯自5月以来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满足政府的言论审查要求。腾讯禁止用户在微信群中链接外部视频,删除了大量音频和视频内容(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歪曲历史”的内容),还在6月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禁止用户更改他们的个人资料图片和用户名。人们常常利用更改这些内容来发表评论。上合组织是一个由中国领衔的地区性安全集团。

在实施监控方面,新疆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测试大数据、人脸识别和智能手机扫描技术的实验室,这些技术最终将应用在全中国甚至更广泛的地区。有数家公司一直出现在这项政府监控行动的最前沿,其中包括云从科技(CloudWalk)、海康威视(Hikvision)、大华技术公司(Dahua)、商汤科技(SenseTime)和依图科技(Yitu)等等。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需要和政府在镇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行动上串通一气,但这也让这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因为获取海量数据有助于改进人工智能算法。例如,汉族人、突厥裔维吾尔人,以及根据与津巴布韦政府的一项新协议所获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数据和图像将使得开发人员可以整合这些资料来修正人脸识别软件中有关人种的常见错误,并在世界各地赢得市场份额。据估计,中国公司到2025年将控制类似技术的44%的全球市场份额。

服从党和政府方针

中国公司在其他更加广泛的领域寻求扩张。香港的Abacus网站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是如何在中国和海外数十家公司进行投资或收购,从电子商务和拼车应用,到区块链开发商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这些技术巨头都是私人企业,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理由进行这些投资,但同时他们也必须服从政府和政府的战略目标。正如报告所说,“在中国的网络图景中,企业的兴亡取决于政府的权威。”

最近几个月,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现实。5月份,被监管机关短暂停业之后,头条(Toutiao)对其拥有广大用户的个性化新闻应用的内容和信息进行了彻底清查,并更改了它的经营宗旨,其中包括传播“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样在5月份,行业领导们参加创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该联合会由“中央网信办”领导。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阿里巴巴创建人马云和百度总裁李彦宏等人被任命为副会长。联合会的成立宗旨之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外国科技公司

急于取悦北京领导层的并非只有中国科技公司。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将它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诱饵——目前拥有超过8亿网络用户——来迫使外国公司做出让步,包括在言论审查和监控系统方面提供协助。最近围绕谷歌公司计划针对中国市场开发一款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而引发的争议,只不过是众多类似合作中最新的一个事例而已。

而一个更新和更令人不安的动向是,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市场杠杆——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为所欲为的封锁和其他监管措施——来发动对中国境外人士获取的信息进行审查。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酒店、航空公司和汽车公司为了迎合北京的政治立场,改变他们在诸如西藏或台湾等问题上表述。在苹果iPhone手机的操作系统中有一段代码,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用户误用台湾国旗作为表情符号,但最近却导致那些有中国定位设置的手机系统崩溃,哪怕这些手机的用户是在旧金山。苹果目前正在考虑在下一代的iPhone手机上加入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可想而知北斗的地图将如何处理北京的领土诉求。

服从的代价

随着中外科技公司采取更多步骤取悦中共政权,人权方面的损害势必持续增加。对诸如台湾、西藏、新疆、法轮功以及1989天安门屠杀等敏感话题的言论审查和监控,不是为中共洗地就是使得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愈演愈烈——包括集中拘禁、酷刑和法外处决。除此之外,自由之家对泄露的中共言论审查指示的年度分析已经一再显示,范围广泛的突发新闻话题成为管控目标,包括涉及公共卫生和安全的重要信息。

但是讽刺的是,这些与政府串通的公司自己也成为了政府打压措施的主要受害者。作为政府滥权的后果,它们直接或间接承受了巨大代价。

首先,中国有关监管决策的任意性会让企业精心设计的商业规划和来之不易的成功毁于一旦。7月份,脸书公司似乎已经获得了政府许可在浙江省设立一家子公司和创新中心,这无疑是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的结果。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公司注册通告就消失了,并在中国媒体上遭到屏蔽,显然是由于网信办否决了地方政府的决定。

第二,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要求降低了企业盈利空间。正如新的《网络安全法》所要求的和苹果、印象笔记等公司所执行的,类似将数据服务中心由海外转移到中国和选取当地合作伙伴等行动都耗资不菲。而言论审查人员的迅速扩充也同样所费不赀,就如头条公司在4月份被停业之后宣布的那样。这个公司将编辑监督人员的数量从6000人增加到10000人,并且成立了一个负责对政治性内容进行清查的专门委员会。

第三,由于科技公司在中国必须和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他们引起了海外的审视、怀疑和不信任。在中国公司寻求建造关键性基础设施或提供重要技术和服务时,越来越多外国政府和民间团体表示反对。上个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安全风险为由阻止华为和中兴公司在该国建设5G网络。8月13日经签署成为法律的一份《美国国防预算法案》禁止联邦机构采购由海康威视、大华、华为或中兴公司制造的设备。9月18日,加纳的数家广播电视公司对政府与一家中国公司就建设该国数字电视基础设施合同进行谈判表示担忧。同时,谷歌公司的声誉也因为其中国版搜索引擎项目被曝光而受到打击,有数名高管以辞职表示抗议。

中国和外国科技公司都进退两难。为了竞争利润和市场份额,他们必须游走于来自北京当局的法律体制和政治要求以及民主社会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和展示了它的规划和雄心,并显示了充分实现这些规划和雄心的所有迹象。问题在于,美国、其他民主国家、科技企业家和投资人是否能以同样的决心坚守他们自己的原则——包括言论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和法治。如果不能,科技公司将引领世界沿着北京制定的路线走下去,所有人的自由都将因此深受其害。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负责人。本文已于2018年9月30日发表于《风传媒》。


同样祸从口出,处罚各有千秋

中国政府已经发展出一套全世界最高科技和最完善的信息管控体系,但是当局依然在采用一些缺乏技术含量的手段——诸如恐吓、身体暴力、拒发签证、任意拘禁和严厉判决等等——来惩罚和阻止重要的报道和评论。下列是在过去几个月出现的类似案件:

  • 严厉判决:藏语倡导者扎西文色在5月22日以“煽动分裂主义”的罪名被判处入狱5年,他的上诉在8月23日被驳回。针对他的一个最主要证据就是一条9分钟的《纽约时报》纪录片视频。这段拍摄于2015年的视频记录了他为了保护藏语进行的抗争。另外,在7月11日,64岁的资深民主活动人士秦永敏因“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曾经领导一个支持民主的团体并在网上散布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
  • 等候判决:8月7日,人权监督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和站长刘飞跃,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受审。8月10日,当局在珠海对反言论审查活动人士甄江华进行了审判,他的罪名也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甄江华是几家关注人权的网站的创办人,其中最近一个是“翻墙网”,这个网站为想要规避言论审查的网络用户提供技术支持。甄江华在2017年9月就遭到拘捕。
  • 拘留:全国各地有很多人在最近几个月因为他们的网络言论而遭到拘留。在山东遭遇洪水期间,两名微信用户因传播有关疫病扩散的“谣言”而在8月25日遭拘留。7月4日,董瑶琼直播了自己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并表示反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她在上海的住所被拘捕并在随后被送进一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同样在7月4日,湖南当局拘押了博客作者陈杰人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位兄弟,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和敲诈勒索。陈杰人经常在他的博客《杰人观察》上发表批评中共官员的文章;就在他被拘留之前,他发表了两篇有关当地官员腐败和欺诈的文章。据称,陈杰人正接受“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官方对在秘密地点进行非法拘禁的一种委婉说法。8月1日,退休教授孙文广因接受美国之音的直播连线采访在家中遭到拘押。孙文广曾经批评政府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听众听到这位84岁的退休教授在连线采访被掐断之前说,“他们又来了,警察又来打断采访。”以及“我有言论自由权。”几天后,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和他的助手在去孙文广家进行采访时遭到拘捕;这位退休教授告诉他们,安全官员将他们锁在家里还强迫他妻子对外说他们出门旅行了。同时,在有关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的报道中,调查人士已经发现有些被关押人员仅仅是因为“在微信中分享不当信息”而被送进“再教育中心”。
  • 人身伤害:自由亚洲电台9月7日报道,维权人士黄琦的辩护律师说,黄琦因拒绝承认“向海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而受到四川省检方的人身伤害。黄琦在2016年12月正式遭到逮捕,据报道他在拘押期间健康状况不佳,包括肾功能衰竭。原本计划在6月对他进行的审判被一再拖延,他的家人表示担心他可能在拘押期间死亡。
  • 旅行限制:江苏省有关当局在本月对维权人士史竟实施旅行限制,史竟原打算在11月份前往台湾观摩台湾的地方选举。警方在9月8日就在南京对他进行了讯问,告诉他不得“发表不当言论”,还警告说他的手机和微信都在监控之下。
  • 拒发签证:在中国从事报道工作长达6年的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记者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8月21日在她的推特上说,由于中国外交部没有给她颁发新的签证,她无法返回北京。李香梅曾因报道新疆穆斯林所遭受的监控和打压而获颁人权报道奖。另外,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德国研究生穆达伟(David Missal),在8月初获知北京市公安局拒绝了他更新学生签证的申请并要在10天之内离开中国。穆达伟选择把自2015年7月9日开始的对维权律师的镇压作为研究课题。他相信他遭到中国驱逐应该是和他的研究课题有关。

7月19日,广州市南沙区法院公布了新的司法程序,允许微信和QQ聊天记录用来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将来,至少在广州地区,因社交媒体内容而遭到逮捕和起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常见。

尽管中国当局通常不会向国际压力妥协,坚持不懈的全球性努力依然可以为中国的良心犯们改善处境。近来最为引人关注的案例就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释,并获准在7月10日前往德国。


有关娱乐行业和演艺明星面临审查压力

整个夏天党和国家机关都在忙着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号召——艺术和娱乐产业要传递更多“正能量”,同时要限制那些被认为对民众有负面影响的内容。

  • 暑期节目必须展示“正能量”:7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级娱乐行业主管部门确保多媒体网站生产充满“正能量”的暑期节目,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要“严格控制节目,监督和清理可能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有害和低俗内容。”最早倒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示枪口下的显然是中国版美国喜剧节目《周末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这个节目首播后不到一个月就被撤档。有些媒体认为这个节目只是暂时被取消;而另外一些人则注意到,与它的美国版相比,这个短命的节目其实是非政治化的。
  • 建立有影响力的网红名单:河南省驻马店网络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增强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名人的“正能量”,包括那些所谓的微博“大V”。驻马店“网络信息安全领导小组”的一份内部通知指示下级部门报送“粉丝量在一万以上的网络大V名单(微博/微信名称、真实姓名、单位职务、粉丝量、联系电话等),及平时重点关注的大V和网络名人清单”给市委网信办。这份通知说,这些报告是一个旨在更加有效管理网络名人的运动的一部分。
  • 失踪女星范冰冰引发言论审查:中国薪酬最高和最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和模特范冰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五月底发布在YouTube上的一段她为戴比尔斯公司录制的宣传视频。5月28日,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上公布了两份有范冰冰名字的所谓“阴阳合同”——中国的娱乐业用这样的合同向有关当局瞒报影星的收入。尽管范冰冰否认自己曾经逃税,税务部门还是展开了调查,而崔永元的指控也很快不能自圆其说。范冰冰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她的微博账号还在使用,但是自6月2日以后就没有更新。同时,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一份6月9日流传出来的宣传指示下令各网站停止对各种逃税事件的报道。而在9月份,范冰冰在年度《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名列最后一位,该报告由一个政府下属的智库编写。范冰冰代言的那些品牌都在试图与这位女演员拉开距离,而一些即将上映的电影已经将她从宣传海报中删除。
  • HBO、小熊维尼和德国音乐剧遭限:最近几个月,外国的文化和娱乐内容引起了政府审查部门的关注。6月20日,英国喜剧演员约翰·奥利弗在他的HBO脱口秀节目《上周今夜》中推出了一集20分钟的节目,他在节目中指责了习近平主席的打压政策。之后不久,HBO就上了在中国受审查的外国媒体网站名单,并且很多与这个节目和主持人相关的关键词都在搜索结果中被屏蔽,也禁止在微博的帖子上发布。路透社在9月20日报道,监管部门打算完全禁止国外的时事节目。另外,好莱坞的新片《克里斯托弗·罗宾》被禁止进入中国。这或许只是由于目前外国电影配额的结果——每年只允许34部外国影片在中国上映,而围绕小熊维尼的政治敏感性也可能是因素之一,中国网民一直把习近平比做这只卡通熊,尽管中共官员一直对此表示反对。9月,南京的一家剧场以技术问题为由,取消了原先安排的一家德国制作公司的演出,剧目是19世纪挪威话剧《人民公敌》。这家制作公司的执行总监表示,之前在北京的演出中,观众们将话剧的主题与中国当下的言论自由问题进行对比。他认为这可能导致了在南京的首演被取消。

审查与监控:打击谣言、删除新闻、扫描手机、谷歌蜻蜓

  • “辟谣”:8月29日,中国的中央网信办推出了一个网络平台,用来让公众举报“网络谣言”。这个由新华社运营的“辟谣”平台包括一个手机应用和相应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它的目的在于传播由国家媒体和政府机构报道的“真实”新闻并对挑战官方说法的“谣言”进行反击。那些“造谣者”在中国可能被判入狱。​
  • 删除新闻:中国的言论审查机关最近一直忙于删除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和分析。7月份,“中国数字时代”翻译了一份流传出来的宣传指示,下令要求新闻网站大幅度减少对引发家长抗议的假疫苗丑闻的报道。审查部门还锁定了有关7月26日北京美国使馆门外炸弹爆炸的新闻和微信报道。9月6日,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承诺为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所有对此进行报道的网站的评论功能都遭到关闭。“中国数字时代”还翻译了另外一份流传出来的言论审查指示,命令不得进一步报道的新闻事件包括:6月11日全国范围的卡车司机罢工、8月26日爆发的非洲猪瘟,以及8月28日在山东严重洪灾期间发生的农民不堪债务负担而自杀的悲剧。《詹姆斯顿中国简讯》编辑马特·施瑞德(Matt Schrader)在推特上说,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试图分享推特用户@AirMovingDevice在7月份的一个数据分析研究,之后他被他的上司向当局举报。这个研究发现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位研究者说这已经接近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纪录。​
  • 扩大的监控和手机扫描:据报道,在新疆地区得到测试的尖端的监控技术去年以来已经扩大到全国各地。路透社8月14日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一个在新疆以外地区日益普及的系统是一种手持数据提取仪,警察可以将这种仪器接入民众的手机中复制和分析个人信息资料。路透社获取的采购记录显示,自2016年初以来,“几乎每个省的公安局都在设法购买这种手机数据提取仪。”其他新出现的监控技术包括在私人车辆上的射频识别标签、侦测农民非法焚烧秸秆的红外摄像头以及在公立学校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来监控学生的行为、注意力和情绪反应。​
  • 谷歌公司计划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8月1日,Intercept网站报道了一份泄露的谷歌公司内部文件,该份文件详细披露了谷歌公司在中国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的长期计划。8年前,谷歌公司决定不再服从中国的言论审查,这个决定为谷歌赢得了来自人权倡导人士和技术专家们的一片掌声。这个被曝光的新项目代号为“蜻蜓”,连很多谷歌员工都未曾听闻。项目的曝光引发了来自员工(其中有些人辞去职务)和人权团体的大规模抗议。这也促使国会两党议员迅速组织了一次聆讯。根据Intercept在9月14日发表的第二份调查报告,除了内置嵌入了一个禁止搜索的词条名单,如“人权”和“诺贝尔奖”等等,“蜻蜓”搜索引擎的原型版还将它的移动应用程序与用户的电话号码绑定,这使得中国政府很容易监控民众个人的搜索内容。

香港:记者面临诽谤指控、在中国遭遇袭击、编辑工作受干预

7月份,就在香港回归中国21周年之后不久,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了它有关这个半自治城市言论自由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对北京施压通过《国家安全法》表示了特别的担忧,立法一旦通过许多言论表达将成为非法。这份报告还关注了在媒体所有权、限制获取政府信息和香港媒体自我审查等方面的重要变化。

香港最近媒体自由方面的动态还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 前香港特首指控媒体诽谤:8月24日,前香港特首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在线新闻媒体“立场新闻”(Stand News)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钟剑华提出诽谤诉讼。梁振英反对一篇钟剑华所著并由“立场新闻”发表的文章,该文指称梁振英与黑帮有关联。“立场新闻”主编回绝了这篇文章是诽谤的说法,而香港记者协会(HKJA)则批评梁振英一再利用法律施加压力并敦促他“诚实、坦率地说出全部真相,并对他认为是诽谤的文章内容做出直接回应。”有超过600名公众人物和市民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梁振英利用法律诉讼打压言论自由。​
  • 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港独人士演讲:8月14日,尽管遭遇了来自中国和香港当局要求取消邀请的强大压力,支持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Andy Chan Ho-tin)最终还是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预定的演讲。香港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Matthew Cheung)之前曾经声称,外国记者俱乐部接待陈浩天是“不适当和不可接受的”,而由政府税收资助的香港电台(RTHK)管理层在内部宣布不会对这次演讲进行广播或视频直播。甚至中国外交部也通过它在香港的办公室告诫外国记者协会取消陈浩天的演讲。俱乐部并没有改变原定计划,并且解释说邀请一位演讲者并非意味着对其表达的观点提供背书。​
  • 香港记者在北京遭逮捕:5月16日,香港新闻台Now TV摄影师徐骏铭在北京报道著名维权律师谢燕益的“违规听证会”时,被中国警察摔倒在地,戴上手铐并带走,当时他额头流血。徐骏铭在被迫签署一份悔过书之后在当天晚些时候被释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没有特别谴责这个事件中警察的暴力行为,只是呼吁“相互尊重”。香港记者协会批评了特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这次抓捕事件之后,香港新闻团体和媒体联盟已经致信中国有关当局谴责对徐骏铭的虐待并要求终止针对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香港新闻记者的暴力行为,同时香港记者协会还发表文章逐条反驳了北京市公安局对抓捕徐骏铭事件的解释。​
  • 中国官员列席香港报纸编辑会议:来自中国外交部的三名官员“不请自到”地参加了《南华早报》8月30日的编辑会议,巴黎的新闻自由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先报道了此事。这些官员们把这次会议当作是为外交部香港发言人饯行活动的一部分。“无国界记者”表示编辑会议“是一个敏感场合”,并且说中国官员的出现自然地被记者们认为是“一种威吓。”目前还不知道是这家报社的什么人邀请了这些官员并授权他们参加编辑会议。《南华早报》2015年底被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收购。

中国之外:全球文宣大总管、南非报纸撤专栏、墨西哥电台易主、孔子学院遭反制

  • 大外宣新总管:中共在8月底任命徐琳担任国务院信息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另一个名字是“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他曾自2016年起一直担任网信办主任,当时他的前任鲁炜因涉嫌腐败被免职。徐琳在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曾经是习近平的助手,他的职责是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而目前中国因为侵犯人权、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而越发受到其他国家的审视。
  • 南非报纸专栏因评论新疆问题被撤销: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日益增强的媒体合作正引发人们对言论审查的忧虑。在《外交政策》9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阿扎德·艾萨——南非第二大媒体公司“独立媒体”的撰稿人——描述了他每周一期的专栏文章是如何在他写作了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遭受大规模拘禁之后被撤销的。这篇遇到问题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没有上传到网络版。艾萨已经为这家报纸供稿两年,他被告知由于这份报纸的“新设计”必须撤掉他的专栏。他表示,一些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拥有这家报纸20%的股份。另外,9月18日,加纳的几家广播公司对一项可能价值95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表示担忧,这份合同将授权中国公司星空卫视(StarTimes)建设加纳的数字电视基础设施。加纳独立广播协会呼吁政府选择当地公司,以免加纳将广播电视行业“实际上拱手相让”而由中国掌控和提供节目内容。
  • 墨西哥广播电台可能落入亲北京公司之手:墨西哥的一家广播电台可能会出售给一家香港广播公司,这有可能使得亲北京的宣传节目能够通过调幅广播向南加州的各个城市放送。9月11日,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呼吁联邦通信委员会根据1992年与墨西哥一项协议中的条款阻止这桩交易。据称买家是香港凤凰卫视的子公司,而凤凰卫视与中国官员和安全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报道中通常偏向中国领导层。最近几年,它一直被用来作为被拘押的中共批评者的电视认罪平台。
  • 美国限制向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提供资助:8月13日经签署成为法律的美国国防部2019年度拨款法案包括了一项禁令,禁止向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提供语言类项目资助。禁令规定,经授权的联邦资金不能“花费于拥有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汉语项目。”满足特定条件的大学可以获得豁免,包括有关孔子学院合同的透明度并保证没有孔子学院的教师会参加政府资助的项目。这项禁令已经通过国家安全局资助的汉语项目STARTALK开始在全国院校产生影响,国安局最近通知主办院校必须证明他们遵守了禁令。全国学者协会一直在呼吁美国大学关闭孔子学院,他们已经出面表示支持新的规定。
  • 中国国家媒体要在美国登记为外国代理人:9月1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命令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网(CGNT)——中央电视台的国际版——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注册。官方英文《中国日报》早已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了登记,而最近几个月许多观察人士,包括自由之家,曾经问到为何这两家向美国听众观众进行宣传的中国官方媒体依然没有登记。此举的实际影响尚不明朗,但是继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2017年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国会新闻采访资格,而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网依然拥有采访资格。

重点反制:曝光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禁

9月12日,新浪微博的审查部门删除了这张图片以及与之相配的一则贴文。贴文转发了一则消息说美国针对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正在考虑制裁相关中国官员和公司。而这个微博消息最早是一家香港报纸发布的,这家报纸在微博上有33.5万粉丝,消息在被删除前的两个小时被分享了58次。来源: 微博圈

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打压是中国审查最为严格的话题。外国记者经常被禁止前往这个地区采访或是因为报道有关情况而被迫离开中国。与新疆有关的关键词被系统性删除,既有维吾尔人也有汉人因向国外发送信息而被判处长期监禁。尽管如此,近几个月,新疆地区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侵权行动愈演愈烈——包括数十万人被关押在非法的政治和宗教改造营里——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而涉事的中国官员势必面临国际制裁。

这些非常必要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致力于揭露侵犯人权行为人士的奉献精神,尽管他们可能会面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直进行着勇敢无畏的报道,还对当地官员进行质询,而他们的家人则因政府的报复而遭到绑架。尽管一些外国学者可能会因此被剥夺签证,并且再也无法进入一个他们致力于研究的地区,他们依然深入研究中国政府有关网站来曝光中国政府的维稳开支,还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为拘留营造成的灾难提供了可靠的记录。逃出拘留营的维吾尔人已经向人权组织和外国记者提供了有关虐待和拘押期间死亡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一些有创意的网民已经利用标注谷歌地球卫星图像和官方微信账户,来搜集可以为专业记者所用的证据。

由于意识到这些网络书面记录会激起国际社会对拘留营的严重关切,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努力删除这些记录。少数学者、独立研究人士和记者现在使用类似谷歌Wayback这样的工具来查找或存档这些记录资料。在未来几个月,国际社会将展示它能否将压倒性的证据转化为迫使中国政府放松镇压的具体行动。


未来看点

对网络维权人士的判决:在8月份对维权网站管理人刘飞跃和博客作者甄江华的审判之后,关注有关他们判决的新闻以及官员受到国际压力影响的任何迹象。

投资者对科技公司遭遇麻烦的反应: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政府,他们的行为常常会直接影响科技公司的市场价值。由于禁止联邦机构采购有关产品的法律在8月份生效,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的股价出现明显下跌。相比之下,投资者们倾向于青睐那些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合作的公司。在中国政府作出一个声明并暗示将会帮助这些公司之后,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的应声回升。谷歌公司正准备在中国推出一款审查版搜索引擎的报告面世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价高开。谷歌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百度公司的股票则受累于可能面临更强竞争的前景。关注其他相关事例,关注市场对支持或限制互联网自由的政府或公司行为作何反应。

美国参议员法案重启对中兴公司制裁:9月18日,由马可·鲁比奥(佛罗里达共和党参议员)和克里斯·冯·霍兰(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率领的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提出了一项法案,可能恢复5月份被川普总统取消的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公司的严厉制裁。根据这个法案,如果中兴公司违反了与商务部达成的协议中任何观察期条款,包括非法向伊朗或北韩出口产品,制裁将立即生效。关注这个法案是否能在国会通过以及总统是否会以目前的形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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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gather in Dhaka, Bangladesh to protest the police and the ruling party, the Awami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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